8.印谱处女作

　　今天说起篆刻，人们都知道陈巨来——20世纪中国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300年来第一人”。而高式熊拜识的赵叔孺先生，正是陈巨来的老师。当时与赵叔孺同为篆刻大家的，还有王福庵。赵、王二位，在高式熊眼中，是“当代篆刻家中路子最正的人”。

　　王福庵也是高振霄的好友。他刻的印，典雅隽秀，给高式熊留下深刻印象。这位长辈，住在四明村3号，离高家很近，一个星期要碰头两三次。高式熊经常拿了写好的印稿、刻好的图章去王府，向福老请教。久远的记忆中，有一幕像电影画面：福老躺在藤榻上刻图章，双手是悬空的，一刀一刀却刻得很深。躺刻的典故，高式熊在某一方王福庵刻章的边款上见过记载：那是一次触电事故的后遗症——福老再也不能坐着治印了！藤榻的旁边，备着白酒和花生酱，那花生酱不是盛在碟子里或碗里的，竟是盛在印泥缸里的。“老酒吃吃、图章刻刻”，这种艺术生活的情趣深深熏陶了年轻的高式熊。“白相有多种白相法，我又要讲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会得白相了！”

　　虽然没有正式拜过师，但福老对高式熊比师傅对徒弟还亲，像对自己子女一般，有时就让他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福老跑到高家关心高式熊学印，离开时坚决不让送行，“不要送！来去自由，你自己管自己！”但对于高式熊的作品，福老完全是讲实话，的确好的他会讲，缺点更是绝不放过，要求按修改意见改正，甚至重刻。曾经有一枚印章，刻了磨、磨了刻，改刻了四五次才过关。“那是真正的批评，他从来不哄人。”高式熊崇拜王福庵，用心向学，久而久之，他临福老的章几可乱真。

　　晚年的高式熊，回忆起赵叔孺、王福庵二位，依然感恩、难抑激动，“每次见面，每次都是学术讨论！谁有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

　　在两位大师的悉心指点下，高式熊从临摹秦汉、浙派到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和陈巨来等名家，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格。

　　1945年冬天，25岁的高式熊把多年来刻的印编成一册《篆刻存景》。这是他的印谱处女作。太老师龚心钊比作者本人还欣喜，展纸研磨，提笔以蝇头小楷作序，字迹工整而又挥洒自如：

　　周秦玺印传世者极少，自陈簠斋荟萃始多。至清末而出土甚夥，体格奇异，直难枚举。设使何、邓、丁、赵诸家得见之，则融会历朝，其魄力神味，当有更胜于吾辈。今日所见其诸作品，此时代所限也。

　　式熊世讲，英年锐学，所观摹者已多。偶运铁笔，神汇于古，其气息清峻，又非当世之规规于模拟者所可同日而语。在昔，二文继美衡山，式熊其不多让乎。余乐而为记此。

　　乙酉嘉平 合肥龚心钊是年七十六岁

　　这本印谱，在晚一辈的篆刻名家韩天衡先生眼里，“所作追秦摹汉，仪态雍容绰约，而一以清峻风神出之，在篆刻艺术的造诣上已初露锋芒，与当时名噪一时的篆刻大家赵叔孺、王福庵相比，尽管此二家各有独到的高艺绝技，而他的英年力作较之赵叔孺似自然过之，较之王福庵似劲挺过之，青胜冰寒，锐气逼人。”

　　1947年，高式熊跟着王福庵去杭州，第一次拜访西泠印社。他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近西泠印社。拾级而上，孤山顶上的四照阁茶室，露天摆开了好几桌，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谈艺、吃饭……何等风雅的场面！

　　在脱离政界40多年后，作为存世不多的清遗民，高振霄又与政界有了联系。当然，脱离的是旧时代的政界，再联系上的是新中国的政界。故事是从一份请柬开始的：1952年的一天，王福庵先生转交了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高振霄先生”。里面装着请柬，特邀高老先生出席统战部出面举办的新春茶话会。高老先生此时已远离政界近半个世纪，加上年事已高，懒得再外出参加什么活动了。高式熊替父亲打电话去婉言谢绝。可电话那头说，最好老先生能来，家属可以陪着一道来，并且允诺有小车到家里接送，等老先生睡了午觉再出门……听听人家那么客气，考虑得那么周全，高老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只好由儿子陪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