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徐勉，史书上说他少而“孤贫”，又很有才华，六岁时写的祈晴祷文，就被乡里有名望的长者称赞。用现在的眼光看，可以称得上是“神童”了。

　　徐勉在萧梁时，官做得很大，一直做到宰相。他非常能干，每天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得再高，纵有一屋子客人，他坐定之后，照样是“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审批、起草文件，即便名讳之类的事，都从不会搞错。

　　盛名之下，徐勉很年轻时，就有不少有身份的人要结交他。那还是在萧齐时，琅琊王王融（王导六世孙），几次托人给徐勉带口信，说要见他。徐勉却对人说，此人名声很大，处世却不谨慎，是沾不得的。果然，王融不久以后就因为参与宫廷斗争失败被杀。待人接物有这样的谨慎和先见之明，当然是一种美德，徐勉也因此很为当时人所称赞。

　　能干、谨慎和机敏之外，徐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而且不仅重当世之名，更重身后之名。

　　梁武帝北代，徐勉“参掌军书”，处理大量的军情文书，经常是没日没夜，接连几十天不回家，以至于他偶尔于夜间办完公回家时，居然家里的狗都不认识他了，以为来了生人，群起而吠。有一次，徐勉很有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忧国忘家竟到了连家中的狗都不认识我的地步。我死后如果人家为我立传，这样的事也是可以写到我的传记里去的。”

　　因为重名，徐勉是很注意自己的行为的。勤政自不必说，他还非常奉公守法。他习惯与门人在晚间聚会。有一次，一个叫虞嵩的人，于酒酣耳热之际，壮着胆子向他要一个官做。徐勉即正色告诉他：“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帝制之下，同样有自己的公私观。徐勉身为高官，把公私分得这般清楚，也是注重个人名声的一种表现。

　　对于身后之名，徐勉更是看重。徐勉从不经营产业，家无积蓄，甚至需要用自己做官的俸禄来接济穷亲戚。为此，门人和朋友常常提醒他搞一些产业经营。徐勉对这些人说，人家要给子孙留财，我要给子孙留一个清白。子孙如果自己有本事，那自然会有财产；如果没有本事，我留财产给他们，最终他们也保不住。这不禁让人想起汉朝萧何为自家建房置地，都找僻远贫瘠的地方，说是“后世贤，师吾俭；不贤，勿为势家所夺”的故事。徐勉的想法，与萧何有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萧何的话体现出的是一种智慧，而徐勉的话更体现出一种为人为官应有的品德。

　　徐勉曾在信中告诫他的长子，说徐家世代为官清廉，所以常常过得“贫素”，但从不曾有过经营产业的想法；如今自己的尊官厚禄，不是因为自己有本事，而是由于先辈风范带来的福庆；古人“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以及“遗子黄金满籝（箱），不如一经（儒学经典）”的教训，自己是奉为至理的；自显贵以来的三十年，门人故旧提供给自己的好处，或种种发财之道，自己一概拒而不纳，不仅是不愿去做与民争利的事，也是为了省去因此而来的种种要求投桃报李的利益诉求。他还向儿子解释了自己中年以后，在郊外建了一座小园子，目的也“非在播艺，以要利入”，而在于“穿池种树，少寄情赏”，等老而无用时也有个去处。最后，他郑重地写道：所谓孝，就是要善于继承父辈的志向，遵从父辈的做法；作为家中长子，如果能做得到他的要求，那他也就不会留有遗憾了。

　　徐勉对于身前身后名声的看重，不仅在于自己，而且还在于子孙后代。帝制时代的官僚，能这样看重名声，图的不是虚名，不是一时之名，真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倍加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