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抗抗见面的次数不多，算起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基本是十年一次，而每次见面的缘由，都是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著名编辑谢泉铭先生有关。老谢生前曾是我和她相识的纽带，老谢身后，我和张抗抗的友谊更因老谢而延续至今。

　　1986年秋，老谢知道我要到北京组稿，就对我说：“到了北京，代我去看看抗抗，向她问好。”在那所大学校园家属区的单元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抗抗。那一年，她只有三十六岁，经历了北大荒知青岁月初学写作的艰苦岁月，开始走上了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坦途。 

　　1995年2月10日，上海的三十余位作家举行“谢谢老谢”文学活动，我们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谢泉铭先生的四周，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向我们的文学启蒙指导老师表达感恩之情。张抗抗专程由北京到上海参加这个活动。她站在会场当中说：“那时候的业余作者，四面是墙，两眼抹黑，总觉得走投无路。尚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老谢的编辑。老谢的目光穿过堆积如山的来稿，老鹰一般犀利地挑选出哪怕有一丝修改价值的原稿。他搀扶着你引领着你，带你走出稚嫩走出茫然，将你送上那条艰辛又神圣的文学之路。”她的发言，激起同场作家友人的掌声。

　　200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张抗抗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我见到她，情不自禁地说：“老谢要是知道您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一定会特别高兴。”抗抗点点头，欲言又止。或许在她看来，老谢不一定很看重这样的职务吧？老谢看重的是稿子和作品。我也随她沉入深深的怀想之中——1974年，上海绍兴路54号大院的出版社小楼，是谁在那儿苦苦地写作和追寻？如今在文坛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张抗抗，在那个忧郁沉重的七十年代，张抗抗多么希望有人对自己的写作做出切实的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出现了，谢泉铭老师在仔细审读了张抗抗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之后，对她的初稿加以了肯定，并亲自和边疆农场交涉为她请了“创作假”，邀请她来上海修改作品。在上海出版社小楼的办公室里，师生间面对面的亲切恳谈和真挚交流，成为点燃张抗抗心中理想和希望的温暖火种。被张抗抗称为“训导主任”的老谢，一旦讨论稿件，立马变得严肃而苛刻，不仅是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连错别字、语法、细节、人物对话的语气都一一斟酌过滤。张抗抗至今记得，老谢曾为她找来上海和全国粮票，细心安排她的食宿；周日还把她和叶辛接到家里，亲自下厨为他们改善伙食……此时，在抗抗的宁静思念中，该是凝聚了多少对于往日时光的感慨。

　　2011年6月，我策划、组稿并编辑《谢谢老谢——深情怀念谢泉铭》怀念文集。张抗抗在本书的纪念文章里写道：“老谢离去十年，还有那么多文友怀念他，祭奠他，但愿老谢在天之灵，会有感知和慰藉。”她还对我说：“等我下次去上海，你陪我去青浦福寿园看望老谢好吗？”一次，抗抗在电邮中写下怀念老谢的文字之后，附上《月光奏鸣曲》。我马上打开这个附件，再一次聆听贝多芬的这首名曲。在我听来，由钢琴键盘缓缓流淌出的，是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对于当年艰苦成长道路的沉思和回忆，是叹息的主题，也是憧憬的甜梦。

　　以前，老谢称呼张抗抗为“抗抗”，张抗抗也只有在给前辈编辑老谢、任大霖、陈向明等的信件和电话中，才称自己是“抗抗”。现在，老谢早已不在了，张抗抗仍是很自然地对我说她是“抗抗”，我在电话和短信中，也是那么随意地称呼她“抗抗”，其中，自有我们共同的对于谢泉铭先生的思念。这是一种深切的情感转换，更是一种文学精神的传承。

　　仅是这一声，已是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