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社会，“老娘舅”一词很热门,不仅街道社区有,报纸上有，甚至电视台的几个年轻姑娘也像模像样地当起了“老娘舅”。每当看到这些现象，几个外甥（女）就会笑着对我说：“娘舅啊，侬好讲两句了。”

　　是啊，论资格,我当然称得上名副其实的“老娘舅”。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曾是个“光荣妈妈”。生了八个子女，我是唯一的儿子，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终生与“爷叔”无缘，只能当“娘舅”。

　　那时候，姐妹们大多在外地工作，结婚生子后都往娘家送，家里最多时养了六个外甥（女）。我配合父母把他们从小带大，虽然谈不上含辛茹苦，至少也有“一把屎、一把尿”的经历，所以和他们的感情特别深。如今，最大的外甥也近五十岁了，我有五十年的“舅龄”，当“老娘舅”自然不成问题。

　　现在的“老娘舅”盛行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他的调解作用也功不可没。但是，过度的狭义化使“老娘舅”失去了丰富的内涵，只剩下“疾言厉色”的形象，使我颇感遗憾。

　　其实，上海人的“老娘舅”是很温馨的。他是娘家人的代表，也是受人尊敬的长辈。退休后，我什么工作都放下了，就是“老娘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一则我的“下属部队”日趋庞大，已有八个外甥（女）和三个重外甥，各项事务自然少不了。他们找对象，我帮着参谋，他们结婚，我帮着张罗，还是理所当然的证婚人。重外甥出生了，照理是外公外婆的事，但是整个徐氏大家庭都认为我有点文化，所以给他们起名字也是我的一项任务。重外甥上学了，我又担当起校外辅导员和“故事大王”的角色。这些小家伙也和我特别有缘，每次一见面，总围着听我讲故事、猜谜语，老老小小乐翻了天。再则大家庭里只有我一个“老娘舅”，权威的地位无人替代，所以我责无旁贷地成了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大家庭的聚餐、节假日的郊游或者去宁波老家祭拜父母都是每年必做的“传统节目”。幸亏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做这些事并不费力。虽然忙了一点，但只要听到他们一声赞：“娘舅，侬来赛额！”心里就暖洋洋的。

　　当“老娘舅”难免也会处理一些家庭矛盾。好在家里人都很老实，他们又信任我，往往“一句闲话”就消弭了“杯水风波”。

　　退休后的“老娘舅”生活是忙碌的，但又充满着乐趣。我拥有大家庭的信任，又有十几个随时听命的“铁杆粉丝”，做什么事都很顺心。我深深体会到，当“老娘舅”是多么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