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知不幸故事
第一次见到这个弟弟,是在2005年3月的一个晚上。那时,施文化窝在沙发里打毛衣,丈夫老廖在看电视。
突然,一张沮丧的年轻脸庞出现在屏幕中,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脖子以下部位纹丝不动,只有手腕还有部分知觉。这就是1996年因为车祸高位截瘫的黑龙江依安县男青年高绪君。为抢救他,父母欠下十几万元的债务,10年后仍有5万多元尚未归还,父亲又患癌症离开人世,只剩疾病缠身的母亲与他靠着每月几百元的救助金艰难度日。绝望中,他给黑龙江电视台拨打求助电话:“如果有一辆轮椅车就好了,我就可以出去看看。”
远方求助牵动心弦
晚上,从不失眠的施文化辗转难眠。第二天,她与丈夫商量捐轮椅,丈夫一口答应,施文化便立即打电话向黑龙江电视台和民政部门询问,几经周折,一个月后才终于联系上高绪君。此时,高绪君已经获赠一台轮椅和2000余元捐款。
施文化没有就此打消帮助的念头,“花了一个月才找到他,一定要做点什么”。听说长期卧床易生褥疮,充气床垫很实用,她立即来到商店,看到1200元标价有点贵,却又说服自己“也就比轮椅贵了几百块”,仍旧买下来,连同300元钱一起邮寄给高绪君,并叮嘱他要乐观生活,如果自己有条件,还会一直帮助他的。
尽其所能帮助“弟弟”
施文化说“如果自己有条件”,这是事出有因的。施文化是司法警校的普通职工,丈夫是临时工,家庭月收入至今也不过6000元,每月还有房贷要负担。然而,她和丈夫却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高绪君。
收到床垫后,高绪君发来短信感谢,俩人熟了起来,不时互发消息。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说:“姐,我今天吃肉了。”施文化这才知道,高绪君一个月难得吃上一回肉。施文化的心里不是滋味,回复短信说:“以后姐每个月给你100块钱买肉吃。”虽然高绪君回答“不用,钱够花”,施文化却依然坚持每月给高绪君汇200元。施文化常说,她自己也没想到,11年一晃过去了,她没间断过每月汇款200元,不仅如此,还给他买了电脑等各种电器,交了社保,专程送去了药,甚至还买了房。
有一次,同事们看见施文化在休息时间织一件厚厚的毛线裤,奇怪地问:“你织它干什么,现在谁还穿这么厚的毛线裤?”施文化笑笑没说话,这是织给北方弟弟的。她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在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残疾弟弟。高绪君多次提出要寄表扬信,她都婉言拒绝。一直到后来施文化为了高绪君的电脑故障向单位工程师求助,这段姐弟情才为人所知。
数次“远水”救了“火”
施文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消防队员”,高绪君的生活中哪儿“起了火”,她便赶去扑救。
2007年,高妈妈打来电话,说儿子快不行了,希望施文化能来看看他。施文化犯了难,去的话,一怕伤心,二怕没用,是不是把路费省下来汇给他可能更好?同事听说后,凑钱给她买了车票。来到病床边,已连续一个月吃什么吐什么的小高竟然被施文化煮的沪式鱼汤和菜泥熬粥给喂好了。施文化用掉全年的公休假期和加班调休假,在高家住了一个月,带高绪君治好肺炎、补好牙齿、办理了身份证和银行卡等。帮助高位截瘫的病人做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中的辛苦,难以言说。
回沪后,她不仅寄去2000元,让爱吃冰棍的高绪君买了一台电冰箱,还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帮助只有30多岁的高绪君过上全新生活?不久,一台电脑、一张升降床和一个摄像头出现在高家,而施文化的儿子几次提出要更换用了七年的电脑,妈妈都没答应。在摄像头中跟着施文化学会打字、上网,又看到施文化全家的笑脸时,高绪君泪流满面。他后来学会了在网上参加残疾人联欢会,为全国网友唱歌,又学会了上网工作赚钱,施文化因为担心高绪君接的活太多忙不过来,还连续一年帮高绪君一起上网打工。
施文化第二次去高家是听说高绪君被热水袋烫伤,急需几种药膏,但恰逢北京奥运期间不便邮寄,她赶紧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送药,一直护理到高绪君伤势好转才返沪。后来,施文化又去了好几次。这些年,她把大部分公休假都交给了高绪君,把高家当成了自己家,一去就忙着打扫洗衣。
倾其所有为“弟”买房
这么多年,唯一一次让施文化全家纠结的一件事,就是给高绪君买房。
2010年,依安县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高绪君获得经适房指标,却掏不出所需的五万余元。施文化此时也刚买房,手头只剩几万块钱准备装修。夫妻俩商量了几天,终于咬咬牙决定把全部钱都寄给高绪君,并一口回绝了高绪君坚持要在房产证上写她名字的提议。
搬进新房子的高绪君高兴得像个孩子,看着弟弟那么开心幸福,施文化觉得值,宁愿至今仍居住在白墙水泥地的简陋房子里,用着已经用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家具。
默默做了这么多,施文化始终很低调。上海市监狱系统评选首届“十大感动人物”时,第一批网上投票她没入选,心里反而“一阵窃喜”。后来评委会提出,施文化所在单位职工人数特别少,要重新评估,施文化反而因为担心自己被评上,几晚没睡好觉,因为,“这是小事情,怪难为情的。”
后来获评“感动人物”时,有人问她:“老施,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放弃?”她使劲摇头,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坚持,又怎么谈放弃呢?我只不过是不忍心把他晾在半路上……”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