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刚荣获格鲁伯（Gruber）神经科学奖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昨天接受采访时如是说。格鲁伯国际研究奖每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在天文学、遗传学、神经科学三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对该领域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科学家。

　　从2015年起，蒲慕明多了一个名衔：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关于备受关注的中国“脑计划”，很多人问过他到底何时才能启动实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中100项重大科技工程的第4位。一体（脑认知原理）两翼（脑疾病诊治和脑机智能技术）的格局也已经确定。只是具体启动时间和组织方法尚未确定。”

　　蒲慕明告诉记者，人类早已进入21世纪，但脑疾病领域却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药物。目前，脑疾病已成全世界的头号社会医疗负担，占比28%。如果到2050年还是如此的话，全球医疗系统将会崩溃。“中国脑计划是以2030年为目标的，如此长远的研究计划，若仓促启动，反而做不好。”

　　蒲慕明认为，现行的中国科研体制机制，不适合研究重大的、长远的、不能马上出成果的科学问题。“真正的开创性科学成果常需要长期的钻研才能获得。”他在神经所创建的系统创新的科研体系，包括率先引进国际化科研评估体系、人才招聘和流动机制，曾让他多次处于风口浪尖，而现在已成为国内科研机构的“路标”。

　　自2003年起，神经所已进行了七次国际同行学术评估，这里的新进研究组长和资深研究组长，每隔4年和6年都需接受一次评估，蒲慕明会根据评审结果，做出是否续聘、晋升及科研经费分配和个人薪酬调整等决定。“我们就是要让科研人员有精力、时间、经费去攻克重大科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尽快出文章’”。攻克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团队，但现有评审体系都以个人独立完成的成果为主。为此，神经所又在计划尝试新的改革。

　　蒲慕明是“脑科学与智能技术融合研究”的倡导者，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将成为中国脑计划的招牌特色。今年起，蒲慕明在中科院脑科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中率先执行“蹲点计划”，他要求每人每年在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蹲点2周以上，开课开讲座讨论问题。蒲先生自己已去北京自动化所蹲了两次点，在那里开设了“人工智能的脑科学”讲座。

　　蒲慕明说，人工网络在过去也曾给他的神经科学研究带来了灵感。人工智能程序有输入端和输出端，最后一级输出端如有错，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来调节输入端传递效率，这就是所谓“监督学习”时所用的“回递”程序。这么好的事，难道在神经系统中不会发生吗？蒲慕明对此产生了兴趣，并在体外神经细胞实验中证实，神经细胞也可以做突触传递的反向调节。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副主任杜久林研究员，后来又在动物体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点。

　　“接下来，这些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再次被放回人工神经网络，我认为，深度网络学习可以从中受益，大量节能减耗。”蒲慕明说，这项研究成果并不是此次获奖的原因，却是他迄今最满意的作品。  

　　本报记者 董纯蕾

　　人物简介

　　现年67岁的蒲慕明是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在美国工作了40多年，近20年往返于美国和上海。他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长，同时也是中科院在上海各研究所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