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出版社近期出版了12卷的散文典藏本，包罗宏富，用力良多，序言认为：“这是散文界与中国学界的一件大事，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界碑与标志。”全书收入251位作家的作品，本人也忝列其间。翻检全书，我却是有点异议，起因是排在首卷首位的是周作人。选个著名的汉奸在新中国散文的系列里领头，实在不是个滋味。

　　周作人小其兄鲁迅4岁。抗战期间，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人归人，文归文”，主编者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是如此的辉煌与壮丽”。可此书里收入的两篇作品，我是怎么也找不出什么“辉煌与壮丽”。本人弱智，无奈。

　　多数论者，一再推崇的是周作人的理论主张。

　　散文的个性化是周作人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他将“言志”与“载道”对立起来，尤其注重于抒发个人感情，于是便提倡“美文”，且认定美文的特征是“真实简明”，从字面形式去看，这样的美文也合乎情理；问题是倡导美文而否定“载道”之际，周作人奉劝人们对岳飞、文天祥“不必去学”，认为这样的人是“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关于英雄崇拜》）；且又进一步提出：“秦桧的案，应该翻一下”（《再谈油炸鬼》）。有这样的理论开道，几年之后，日寇入侵，周作人就水到渠成地叛国附逆,当了汉奸。

　　文人之无行，周作人算是走到了极致。其举动遭到文化界的强烈谴责。1938年5月，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之外，其会刊《抗战文艺》刊出了《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谴责他“昧却天良”，“背叛民族，屈膝事仇”，“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

　　鲁迅是文学界的旗帜。巴金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里写道：“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血荐轩辕”的鲁迅享年55岁，而卖身求荣的周作人活了82岁，难道是因为周作人活得长久，就能在文学界取代鲁迅的位置吗？

　　孙犁认为“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他在1974年秋天的《书衣文录》里怀念鲁迅先生时写道：“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沾沾自喜而自署“遐寿”者，正是这个周作人。时至今日，那些认为鲁迅、周作人是双峰并峙的专家，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实践证明，针对以抒发性灵为重的散文而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应当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原则。明代严嵩有过“晚节冰霜恒自保”的诗句，奸佞阮大铖的《咏怀堂集》也不无“小慧”，将其诗文与其人品两相比照，倘非伪诈奸巧，自欺欺人，最起码也能进一步看出他们人性深处的变异历程。

　　周作人骨头软，鲁迅的骨头最硬。理论界一致认为，我们的散文创作近些年严重缺钙，究其原因，却似乎难得要领。这部选集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周作人列为领衔人物，或许能透露出几丝消息。

　　出版“散文典藏”，寓意大好，编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我却是怎么也想不通：虽然因为时间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为什么偏要拣一顶污秽的“毡帽”冠于“典藏”的头上呢？

　　天如假年，鲁迅先生若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之日，在这部“典藏”里就能取代周作人的“领衔”位置吗？我看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