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小胡同里，他撑着一把布伞。脸上的表情凝重而豁达，脚下是漫流的雨水，虽然听不到风声和雷声，却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从风雨中走来的……

　　望着黄宗江先生这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照片，我不禁想起他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天南地北漂泊追逐的卖艺生涯。

　　宗江先生是位天才的艺术家。他没学过专业表演艺术，却能上台演戏，而且一演很快就成了令人瞩目的话剧明星。他在燕京大学读的是西语系（英语），却能写话剧、写电影剧本、写散文，而且一写就认认真真激情澎湃地写了一生。

　　宗江先生9岁就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童话剧《人的心》。13岁在萧军编辑的《青岛日报》副刊的少年文艺周刊《黄金时代》发表文章。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就登台演话剧，不过大都是男扮女装演“女主角”。1938年9月，他考进燕京大学西语系。在校园里，这个17岁的大男孩却是以演戏为主，读书为辅，向往将来能像奥尼尔、洪深那样，从事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

　　1940年冬，宗江先生离开了燕京大学，到上海考进了于伶、黄佐临等领导的抗日剧团，成为专业演员。先后参加演出了《愁城记》《蜕变》《家》《春》《秋》《楚霸王》《鸳鸯剑》《清宫怨》《晚宴》等话剧，成为观众心目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突然有一天，日本统治的上海电影界派人出面，邀他主演电影《秋海棠》，给的报酬是当时男电影明星中的最高月薪3500元，是他演话剧的六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可是宗江先生心里清楚，“妥协无边，深陷无底”，看来只能一走了之。于是，他向剧团朋友提出要走，地下党通过知心友人岱云出面，给他筹划了旅费。

　　1942年12月，宗江先生去了重庆，投奔夏衍、张骏祥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他又演了两年戏，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性格不同、面貌各异的艺术形象。夏衍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重庆名角如林，特别是黄宗江，一台戏演了三个角色……”指的是话剧《戏剧春秋》演出的盛况。

　　1944年秋，湘桂失陷。宗江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又进燕京大学读书。1947年因病休学，在养病时他写了话剧《大团圆》，随即改编成同名电影。不久，便去上海参加了地下党金山组建的清华影片公司，成为职业编剧。

　　上海解放后，宗江先生参加了解放军，后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写出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电影，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如今的青年朋友并没有看过电影《柳堡的故事》，可他们喜爱影片的插曲《九九艳阳天》。

　　1964年初秋，宗江先生随八一电影制片厂一支摄影队，去越南南方战火纷飞的游击区拍摄纪录片。在茂密的丛林里，他和异国的游击队员们生活、战斗了近两年，写出了一个话剧《南方啊南方》。没想到回到北京后，在全军文艺座谈会上就遭到批判和示众。《南方啊南方》既没排演也没发表，就成了大毒草，黄宗江成了“典型的搞阶级混乱的人性论者”。

　　宗江先生的“卖艺生涯”并不复杂，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历史复杂的人”。每当政治运动到来，总要被“运动”一番。“文化大革命”中，他必定在劫难逃，很早就进了“牛棚”。他写的那些话剧和电影都成了毒草，他与夏衍、阳翰笙、曹禺、吴祖光等人的交往，便成了文艺黑线的累累罪行。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反革命”，斗成了“三十年代的反动文人”。最后的判决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总算是一个不是人民的人民了。

　　浩劫结束，宗江先生又重新开始为事业奔忙。他忙于演戏，忙于写作，写戏曲、写话剧、写电影、写电视剧、写散文……先后出版了《舞台集》《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花神与剧人》《人生知己》《戏痴说戏》《小题小作》《八十寻梦》《影剧春秋》等二十几本书。他还出国访问、讲学，应邀做第3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

　　他常说他是在京剧的摇篮里长大的戏迷。作为一个中国艺人，他深幸于自己身上流淌着“亦京亦海”的文化血液。

　　宗江先生仙逝已经快六年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北京，还在潇潇洒洒、忙忙碌碌地“卖艺”。

　　想象中，他撑着布伞从风雨中走来了，虽然走得不那么轻松，却非常自信，非常乐观，老远就听到了他那低低的带些沙哑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