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孔另境抗战胜利之后，参加第三方面军主办的专对日俘日侨进行改造、教育工作的《改造日报》，来上海后即在位于四川北路群众剧场对面的弄堂街面房子住下。那是原《改造日报》办公的地方，窗户矮墙都是日式的，地上铺满了榻榻米，有成卷的白报纸。父亲常常讲起那段时期革命知识分子为迎接上海解放奔波忙碌，兴奋难抑。

　　父亲在四川北路住了一辈子，他对虹口区的感情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上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当时父亲由他的姐夫茅盾先生引领，少年离开家乡去嘉兴读书，后来进入上海大学。茅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兼课于上海大学，教欧洲文学史，所以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的姑母叫孔德沚，因我奶奶早年去世，姑母一直很照顾两个弟弟，父亲读大学时便寄住在她家亭子间，在虹口东横浜路的景云里。

　　在景云里，茅盾家对门住着鲁迅先生，他们之间文学信仰相近，互相仰慕才识，往来很多，茅盾先生有时候会差我父亲送信送稿子去鲁迅家。1932年我父亲28岁，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许多苏联寄来的宣传品都由父亲的名字收取，邮件屡屡被没收。1932年夏天，父亲不幸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我姑母得知消息焦急万分，去鲁迅先生处求助。鲁迅先生一向侠肝义胆爱护年轻人，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出手相助，借助他在北平教育部做事时的老关系，请许寿裳通过汤尔和向张学良求情，经过万般艰难父亲终于在被关押百日时释放。

　　父亲回到上海已是寒冬，他从姐姐家才详细得知鲁迅先生的营救过程，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登门以谢救命之恩。此时鲁迅先生已经由景云里搬到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父亲一口气奔上3楼拼命按响4室的电铃，不想来开门的竟是鲁迅先生本人。鲁迅先生请父亲抽烟，他故意回避父亲向他探问营救的复杂经过，总是把话头扯开，而手足无措的父亲到告别时也没有说出“感谢”两字。后来父亲有事没事去看望鲁迅，熟悉以后，许广平女士常留他吃饭，陪鲁迅先生喝绍兴酒。

　　1933年鲁迅又搬家了，这次仍然是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觉得那里不错，推荐茅盾也搬去。茅盾不想住得太贴邻，以免共同的朋友去了鲁迅家又到自己家来聊天，妨碍写作，他选了鲁迅家后面一排的楼里住下。为答谢大先生的推荐，我姑妈让茅盾上门去请鲁迅来家吃饭，姑妈亲手做了一顿乌镇野火饭。

　　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在虹口留下的脚印数不胜数。四川北路2050号内山书店离景云里、拉摩斯公寓都几百步路而已，鲁迅先生去过五百多次，买书一千多册，与书店主内山夫妇结为挚友。

　　内山书店于1945年停业，现在原址还保存有纪念馆。隔壁四川北路2056号是新华书店，1972年我母亲曾经在那里短暂工作，在文艺组当营业员卖连环画。收款用像布店那样的拉线，吊得很高，母亲人矮，垫上两块大砖还要踮起脚，用劲甩，跳上跳下。

　　经过新华书店沿着甜爱路可以通往原虹口公园，每年清明节我跟着父亲去祭拜鲁迅，那里有鲁迅塑像和他的墓地。父亲收藏有四大册鲁迅先生葬仪完整照片，我们代他捐给了鲁迅纪念馆。

　　虹口区书店特别多，数数有近70家，其中四川北路靠近武进路有过一家不大的上海旧书店，我大姐在那里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个年代不出版新书，旧书这种封资修的东西更不能卖了，我去玩，经常看到是卖活页文选，可书店里还是人头济济，虹口人爱闻书香已经养成了习惯。

　　十日谈

　　我与虹口的情缘

　　四川北路可忆旧，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