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农场战友走了。

　　归德厅庄严肃穆，哀乐阵阵，当年我们同日去农场的战友都赶来了。我静静地站在孙梅珍的灵柩旁，手持一支菊花，透过玻璃罩，望着遗容，眼睛模糊了。

　　5月27日凌晨3时多，孙梅珍的女儿用她妈妈的微信给战友群里发了一则消息：“我妈妈已于今天早上二时二十八分在医院过世。妈妈生前喜欢热闹，望各位舅舅阿姨如果有空，来送我妈最后一程。”还配发了她扶着妈妈最后的遗容照。照片上孙梅珍瘦骨嶙峋，不忍细看。这让我想起前年5月9日在市三女中草坪上农场战友相聚时，时隔38年，我们居然一下子认出了对方。她说我写的农场回忆录让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

　　这几天，眼前总是浮现农场不少战友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那些零星的记忆，慢慢拼凑出战友的身影。我慢慢地回想那些温暖的日子，往事纷纷袭上心头，尤其是已离我们远去的战友。忆及他们，泪水就不受把控。

　　五年前农场战友在宜山路一家饭店相聚时，看到连长杨舜苍老多了，无情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一条条深深的皱纹。结束了，我要开车送他回家，他硬是不肯，拖来拖去也未送成，谁知那次告别竟成了永别。想到那一幕，我的脑海一下子浮现出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来。

　　刚到农场，我们不会挑粪，他先挑一担，走起来，让我们跟在他后面看，既要走得快，又不能把粪溢出来；我们不会扬谷，他脱去衬衣，穿着背心，亲自筛、摇、翻、抖，为我们作示范，直到我们掌握了要领；我们不会割麦，他握着镰刀，弯下高大的身躯，一推、一拉，反复演示到教会我们为止；我们不会插秧，他卷起裤管，拿好秧苗，“用几株秧、插多少深、脚如何往后退”，他就像一个老师对学生那么用心。

　　连长话语不多，可心细着呢。1977年夏天，酷暑难忍，我因胃出血“三只+”，昏倒在稻田，被排里的六名女职工抬回寝室，连长得知后，心急火燎来寝室看我，神色严峻地对我说：“不要拼着命去做，你才19岁，身体垮了怎么办？三天内不许出寝室一步。”说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走了。当时，我还气鼓鼓地说：“我晕倒了，还骂我，没良心的。”事后，指导员陆珠来看我，我把此事告诉了她，指导员说：“连长用心良苦，他是希望你不要再累倒。”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我暗自思忖：“连长，我误会你了。”

　　连长是1973届毕业生，仅比我大两岁。1978年他“顶替”返沪后，30多年里，仅有两次见面。2013年，他不幸确诊为肺癌晚期，不到半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去年12月28日，新三连部分战友费尽周折找到奉贤海湾园祭扫了他的墓。我们献上了一束束鲜花，默哀致敬；斟上一杯清酒，愿灵魂安息。排长严卫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对着连长的墓碑直磕头。是啊，在艰苦环境下凝练成的情谊，不是时间所能抹去的。

　　林青，连队卫生员，1976年5月7日是与我挤着同一辆车到达新三连的第一批老战友，她“顶替”回沪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从此，林青便与新三连的战友“失联”。

　　林青小巧而挺直的鼻子翘翘的，好一股傲傲的心气，平时不太与人多交流，却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初到农场，每天天不亮，就在我们寝室不远处拉起小提琴，惹得我们睡不成懒觉，心里颇怨烦。有天早晨，我与良沪躲在暗处，向她扔破皮鞋，警示她离我们远点。林青告到了指导员处，我俩被训了一顿。之后我常去卫生室拿药，一来二去和她熟了，也就不怎么计较她那恼人的琴声了。有那么几天，悠扬的琴声没再传来，我反而觉得早晨的生活缺了点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林青与弟弟一起去了美国，我们农场战友数度碰面，都没见到她的身影，才知道她在美国因病去世了。农场的分别竟成了诀别，令人唏嘘不已。

　　逝者如斯，十六位熟悉的战友名字在记忆中逐渐隐退，他们就这样匆匆地离去了，留下的是众多战友的无尽思念。我们怀念的是在艰苦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纯真友谊，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虽然你们已经去了天国，不要害怕一个人的旅程，也不要感到孤单，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永远相伴在那个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