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得帮忙带“别人”的小孩，有朋友的儿子、我姐的外孙，总之，大家觉得小孩跟写作的老家伙在一起不会变坏，还能读点书，就逼我误人子弟。

　　这天来的是个小学一年级的男孩，进门三分钟就能把我搞得快发疯。不说早上我得陪他游泳，不说中午得弄乌冬面，不说他打翻的牛奶，只说他破坏的模型飞机，我就想把他五花大绑装箱快递给他爸妈。幸好下午三点多他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也像发条转到尽头，瘫了。

　　日本昭和时代的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写过这么一首诗：

　　太郎睡着了，雪落在太郎的屋顶上

　　次郎睡着了，雪落在次郎的屋顶上

　　以前不明白这首诗的意思，看着沙发上的小家伙，一下子懂了。

　　太郎和次郎是一般日本家庭给大儿子和二儿子起的名字，有点像以前台湾眷村，没事就连着生一蒸笼的儿子，省得记名字费事，干脆叫大毛、二毛、三毛，如果生到第十个，不会叫一块，而是小毛。

　　太郎与次郎既然是两个小男生，一定很顽皮，成天把家里搞得如战场，一刻也不得安宁。不过到了晚上，两个拆除大队的儿子都上床睡觉，顿时整个世界都静下来，而天空落下的雨正落在屋顶上，多么和平的景象，甚至能听到雪打在屋顶瓦片上的声音。

　　凡事都得在对比之下，才能得到深刻的体会，例如大热的天气进了冷气强烈的餐厅，喝上一杯热咖啡，充分体会咖啡的美味。例如走一下午的路，被晒得几乎冒烟的水壶也被以为里面装的是甘露。

　　在波兰旅行时，我挑嘴，嫌波兰菜不好吃，老天爷不耐烦了，某天在波罗的海的海边，派个小贼偷走老婆的包包，里面包括护照、信用卡、现金、相机，凡能过日子的几乎全在那个包包里。接下来更惨，得去警局报案，警察开车带我们重回现场，一来看能不能逮到小贼，二来好写过程丰富、内容空洞的报告。于是走出警局已是晚上。

　　还得用我口袋内有限的欧元订旅馆，偏遇上星期五，小城内的旅馆全被订光。花了三小时才在某户人家找到一间空房。房东客气，找我喝酒，两瓶伏特加下肚，再醒来已天亮，赶去车站搭车往华沙设法弄到机位回台北。

　　拿到车票恍然想起，居然一天一夜没吃饭，便进了美式快餐店买了汉堡、薯条和可乐，想上车时再吃。上车发现八人一室，四个四个面对面坐，而其他六位乘客除了对我们的东方脸孔好奇之外，也吸着鼻子搜寻薯条香味的痕迹。

　　西方人很在意公共场合内的油炸食物，油味沾上头发、衣服，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不敢明目张胆拿出汉堡、薯条吃，忍呀忍，三个小时后接近华沙，车厢内只剩我和老婆两人，掏出的汉堡，早被我捏成葱油饼啰。

　　重点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之一便是那个汉堡。且从此之后至少七天不再挑食，觉得有东西吃就已经够幸福。

　　老朱以前嫌台北吵闹，成天喊着搬离市区，一年前去了花莲教书，享受太平洋与椰子树下的安静，前阵子回来，我请他吃饭，听到一句人话：“其实台北还挺不错的。”

　　人生呀，得起起伏伏，否则无法享受美好，即使美好经常短暂。三好达治另一首名为《灯下》的诗：

　　书一卷　渊明集

　　果一颗　百目柿

　　客房内夜半的静物

　　马蹄声奔过

　　他用室内的静物和户外的马蹄声做对比，深更半夜似乎有大事要发生的紧张，感觉到骑马者的焦躁。

　　很好，我的心情终于平静。恰好小男孩的父亲来电话，客气地问他儿子还乖吗？我说，乖呀，从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孩子。手机那头至少三十秒的沉寂，我猜他可能以为打错电话，或者以为我说的是别人的孩子。

　　看着沙发里的太郎，我明白他快醒了，明白他醒了之后我可怜的家会遭遇何种打击，但我有了信心，晚上他睡着之后，嘿嘿，说不定七月天我能听到雪打在屋顶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