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走上日本法庭

　　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好时节，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轻柔的红云悬停在大楼一侧。按照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和“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几个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法庭开庭前，来自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将和日本友人一道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讲，散发传单，以造声势。对前来日本上诉的重庆人来说，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包括原告团的团长邓子儒夫妇。

　　“蔺太太，我们俩拍张合影吧。”一个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邓氏夫妇身后，把手里的相机递给邓子儒，“邓先生，请帮个忙。”她用英语说。此人是“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副理事长菊香贞子小姐，昨天就是她开车去东京成田机场接的邓子儒夫妇和原告团的中方律师赵铁等人，还将他们安排住在自己的家里。菊香贞子小姐对中国人相当热情友好，上中学时曾经随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在北京见过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虽然是昨天才相识，但两位女士情趣相投、气质相近，更难得的是她们都能用英语交谈。菊香贞子小姐曾留学英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文静、深邃而秀美的眼，富有亲和力。她惊讶蔺佩瑶也能讲一口近似伦敦腔的口语。蔺佩瑶当时解释说我当了一辈子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还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呢。

　　两天以后，蔺佩瑶和菊香贞子在东京神谷町一幢别墅的后庭里作了一次漫长的倾谈。蔺佩瑶身着淡绿色的绸缎短袖旗袍，加一条乳白色的羊绒披肩；菊香贞子小姐一身和服，发髻高挽在脑后。两位女士都显得淡雅从容、仪态万方。她们先谈论了两天前的开庭，菊香贞子赞叹说，邓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太棒了，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最精彩的是，当对方狡辩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正和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不应作为“不设防的城市时”，邓先生回答说，难道我的家是军事设施吗？我的婚礼是针对你们的敌对行为吗？如果你们认为是，那么请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谁的婚礼，是必须受到攻击的。我看到旁听席上的日本人都笑了。邓先生都可以去当律师了。蔺佩瑶说：“他本来就是学法律出身的呢，学的是民法和商法，只是后来继承家业去了。”

　　“邓先生在被问到战争时期有多少家产时，回答说‘价值半个重庆。’蔺太太，你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菊香贞子坦率地告诉蔺佩瑶，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书，希望能得到蔺佩瑶的帮助，因为经过这几天的交流接触，她认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一生，包括她的爱情，足以反映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蔺太太，你的身世总是让我着迷。”

　　蔺佩瑶说：“我的身世有时也让我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类人。人一生吧，活得越长，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不像年轻时候，凭着青春的冲动，有明确的目标理想。我要是个男孩子的话，年轻时就来日本留学了，我的两个哥哥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我的家庭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的父亲就是家族里的‘天皇’，既宠我又要决定我的一切，从穿衣吃饭到我的婚姻。”

　　菊香贞子小姐泯了一口茶，“这世上的许多婚姻，其实都是权贵化和物质化的。在男人们掌控的权力和财富面前，女人们总是柔弱的。”又说：“因为我们女人，还是好虚荣的。”“你说得太对了。虚荣让一个女人有短暂的满足，却要她用一生去偿还。”蔺佩瑶抚掌赞叹道。

　　“我的爷爷是战后第一次吉田茂内阁的法务大臣。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知道我的婚姻将和家族政治有关。蔺太太呢？”虽然菊香贞子小姐对邓子儒的印象非常好，但她见到蔺佩瑶后，内心里也不免闪过一丝惋惜：仅从外貌上看，他们不般配。

　　一只小鸟降落在庭院的沙地上，又跳到假山上，轻啜两口水，再跳到梅树枝上打理了一下羽毛，然后才振翅飞走了。蔺佩瑶的目光一直追逐着它，小鸟飞出了视线，她才不得不把收回目光，发现菊香贞子小姐正用温婉的眼光等待她的回答。“我的婚姻和战争有关。”她轻轻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