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映的《战狼2》有真实的非洲撤侨背景，也让我想起我在非洲参加援建筑路工作时的亲眼所见。能在艰难困境中立足，很大程度上倚仗了一位“奇人”……

　　四面楚歌步履艰

　　上世纪80年代末，3号公路隆重的开工锣鼓犹如在耳，施工队伍即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

　　楚歌首先来自疟疾。这其中的曲折故事，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时，我曾在本版“百姓纪事”上写有《“中国神药”亲历记》，记叙了青蒿素对建成乌干达3号公路所起的重要作用。疟疾不再猖獗，但另有一面“楚歌”，来自英国监理工程师（以下简称“监工”）。

　　在非洲，中国人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肯尼亚国家体育馆，可谓立下丰碑（当时流行一句话：看中国最好的体育馆，得去肯尼亚），但在公路建设方面，却未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监工对中国人的能力本就不信任，而我方因为低价竞标，周转资金又不足，有些地方甚至不得已而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情况。监工每天允许我们筑路的长度不足一公里，多余的工作量不认可，不付款，完全是导致我们逾期完不成工程，面临罚款甚至取消合同的节奏。

　　工程进度月月牛步，我们也月月得不到上面颁发的奖金，仅靠从区区一百美元伙食费中抠出点钱来，聊为有限收入。在疟疾和监工的两面夹击之下，队伍士气低落到了极点。疟疾来了，等待它的有青蒿素。监工死抠，却让工程举步维艰，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

　　“拼命三郎”来救急

　　危急关头，国内祭出“镇店之宝”，派来了公司副总经理，大名鼎鼎的邓世维。

　　邓经理不是吃素的，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他，头顶一大堆桂冠，先后11次被中国大使馆评为先进工作者，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并获得索马里总统颁发的国家银质奖章。他为人正直厚道，能力极强，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人称“拼命三郎”。

　　他是四川省合川县太平乡农具厂小会计出身，初中文化，1973年投身坦赞铁路建设，开始非洲征程。他聪慧勤勉，白天工作，晚上不打牌不看录像，而是挑灯学习，短短几年，道路施工，机械操作，安装与维修，样样精通。坦赞铁路、索马里贝布公路、马达加斯加2号公路……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非洲，多次临危受命创造奇迹，队伍中人称“邓大人”。

　　好个邓大人，他不像有些合同经理那样，要么对监工惟命是从，要么跟监工吵架闹翻，而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有个监工刚跨出校门，心高气傲，但理论有余，实践不足。一天，他又对建成的路肩指指点点，陪他视察的邓大人正患疟疾发高烧，二话不说，爬上挖掘机，只几下，就把路肩重新翻新。监工正要张口，邓大人转身登上平地机，平地机刀片飞舞，不到几分钟工夫，路肩重新整修完毕，刀削一样光滑。监工又要发话，邓大人从平地机上一跃而下，翻身上了压路机，随着压路机轰鸣，路肩碾压得平整坚实。监工本以为邓大人是个不懂业务的“银样镴枪头”，正好借机发难，此刻无话可说。

　　邓大人来之前，我们有很多不良习惯，有时萝卜快了不洗泥，施工不按规章制度办事。曾经有一次，我们没有把堆在路上的料堆摊开压实就收工回营。半夜，队里的黑人司机偷偷载我们和监工的雇员出外办完私事，风驰电掣赶回来，不想撞上料堆，酿成车祸。邓大人来之后，我们用金属波纹管铺设涵洞，为赶工打马虎眼，少上了几颗螺丝。听说监工要来验收，我们连夜带人撤除了上游的围堰，涵洞里水漫金山，监工一来自然两眼一抹黑。邓大人闻讯大怒道：“不认真的民族没有前途！”他连夜驱车几十公里返回工地，恢复围堰，截住泥水，重新补上了那几颗螺丝。

　　监工对我们的信心慢慢增加，允许施工的公里数也渐增，但担心我们的装卸能力。邓大人打破常规，亲赴浙江省在当地开办的农场，借来十几辆解放牌翻斗车。与队上的五吨雷诺大翻斗车比，一吨半的解放牌翻斗车像玩具，但聊胜于无。到了奋战关键时刻，邓大人更带领医生炊事员会计一起上，坐到大翻斗车驾驶室里，给黑人驾驶员打气，递上自己都舍不得抽的中华牌香烟。

　　铺设乌干达北部路段时，邓大人不死抠合同，向监工提出更改线路，弯道取直的大胆建议。改道后里程减短，工程量减少，施工进度加快，成本降低，深得监工和业主的赞许，我们自然也得益其中。

　　来自当地的烦恼

　　另一面“楚歌”来自当地人。

　　乌干达风调雨顺，土壤肥沃，不需施肥。粮食种下，到时候收割便是，平时少有人在田间劳作。本地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成天坐在路边，从土罐里吸酒喝，要不干脆蹲在路边，无所事事地看我们修路。

　　不思进取，自然贫穷落后，然后便饥寒起盗心，盯上了嘴边的肥肉——我们的施工材料。我们好容易从肯尼亚进口一车皮水泥，边关火车站站长勾结他人，冒充清关行将水泥骗走；眼看石油公司送来一车燃油，次日清晨发现所有车辆机械轰鸣不已，却不挪窝，原来司机连夜送来一车水，然后远走高飞吃穿不愁去也；为偷油桶，当地人竟将昂贵的沥青倾倒在地……一天清晨，我们正要出工，发现队里最好的尼桑吉普矮了一截，原来当地人把所有轮胎洗劫一空。还有一天当地工人来报，说有人偷水泥，我放眼一望，一辆皮卡车满载工程急需的水泥绝尘而去，气得我急顿足。最难防是夜盗。队里一位资深中国工程师守夜时遭遇盗贼，挺身而出，搏斗中被砍死。之后，我们只能先请警察后请军人来守夜。

　　除了偷盗的烦恼，甚至还会碰上生命威胁。上工路上，有人竟把手榴弹扔进了我们的翻斗车厢，还好没炸。有一天，我和邓大人外出，一路上车里总有东西晃荡，也没在意。突然发现当地军人设置的路障，我一刹车，一个东西咕噜一下滚到脚下。乖乖，是地瓜手榴弹！是从前一天搭车的吊儿郎当的士兵口袋里掉出来的，幸好没拉弦！

　　虽然碰到这样那样的“不义”，邓大人却始终对当地人真诚相待，全无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他每到一地，总要邀请当地乡长村长前来进餐，和他们一样用手从塑料盘里抓饭吃。一次邓大人从工地回来，看到门口蹲着一位衣衫褴褛的黑人，原来是来找工的。来人自称曾留学中国，会中文。一交手，发现他只会讲他的中文名字和南京河海大学几个字。尽管如此，邓大人仍为他在涵洞组安排了工作。有一个青年偷走了价值不菲的大轮胎，死活不认。邓大人走进丛林深处，来到青年的家，只见草顶泥壁的小棚里，除了一口锅，一个水罐，几个塑料盘，一床破草席，一贫如洗，老婆孩子倒有一大堆。邓大人原谅他，给他在厨房找了个帮厨的工作。就这样，一点一滴，多少化解了矛盾，改善了关系。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最后一面“楚歌”来自施工队伍内部。队里上了年纪的总工为人和蔼，但遇事抓耳挠腮，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所措，而以施工队长为首的青年人作风明快，但年轻气盛，双方不和，影响士气。邓大人来后，各用所长，从试验、测量，到道路施工、机械维修，大胆启用那些20出头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同时也尊重上了年纪的总工，最后皆大欢喜。

　　团结问题解决了，还有个别人的作风问题。有一位路面工不但对当地人缺乏尊重，而且出工少出力。他上工先找大树乘凉，然后对当地工人发号施令，中午还要想方设法回营地，吃口热饭，睡个午觉。邓大人来了以后，每天起早贪黑，中午从来都是在现场吃盒饭，患疟疾发高烧仍然出现在施工现场，哪怕头天夜里值班守夜，第二天照常出工。有这样的以身作则的领导，这位路面工再也不好意思偷懒了。

　　队伍团结了，人人出力了，但精神生活问题又摆在面前。施工队伍清一色男性，而且大部分是青年人。两年一轮换，730天，真是日漫漫，夜更漫漫。终年奋战荒郊野外，除了身着蓝色或咖啡色工作服、工作裤、棕色翻毛大头皮鞋外，所有中方人员，不管是总经理总工，还是炊事员医生会计，还肩背草绿色军用水壶。水壶里的水不是解“渴”的，装的是中药，预防疟疾，更抑性欲。

　　作为翻译，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满世界租借录像带。收工后，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总工，还是20出头的小伙子，个个都挤在饭厅看录像。饭厅里从来不见邓大人的身影。他总是借着昏暗的灯光，记工作笔记，学习研究技术规范和合同标书。但是，他也从不干涉我们。因此，我们这里比其他营地来得更安稳妥帖。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邓大人也有“缺陷”：他英文水平不高。不过，他自会转换语码，而且听上去十分贴切，不无幽默。一位监工叫尼尔森，他称其为“夜游神”；筑路出身的他，管“engineer （工程师）”叫“窨井”；精通川菜烹调的他，管“carpenter （木工）”叫“干煸炸”……

　　依仗邓大人和青蒿素，我们圆满完成了3号公路工程，在非洲一炮打响。

　　2011年，乌干达麻图嘎公路工程又告急，71岁的邓大人再次披挂出征。1月15日深夜厨房起火，邓大人翻身起床，带领我们救火。次日一早，我期满回国，邓大人奔赴施工现场，没想到，我们这一别竟成永别。当日下午，邓大人终因劳累心脏病发，倒在工地上，长眠非洲。

　　中国施工队伍一路走来，映像出国人在世界舞台征程坎坷。技术和素养，是“走出去”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时代呼唤更多的“邓大人”，也呼唤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建设者，为国奋斗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