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王阳明年轻时服膺朱熹“格物”之说，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在庭中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一格就是七日，格来格去，竟格出病来，没有致知，反而致病。

　　“格物致知”，是后世儒学的方法论，语出《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礼记·大学》），为宋儒所推重。程颐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河南程氏遗书·卷2》），而“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河南程氏遗书·卷25》）朱熹进一步解释：“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62》）

　　王阳明观竹格物不成，不仅身体有了病，心理也很受伤，不过，也许正是在这伤痛中，萌生了日后“龙场悟道”的觉念。

　　十多年后，他在贵阳西北的群山野岭中，忽然悟到“心外无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卷》）从而创立 “心学”。当友人指岩中花树，质询其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他则极而言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黄省憎录》）其言卓绝尽透，“唯心”之彻底和深刻，不让两百多年后德国的康德。

　　然而，以孔子的“两端”方法论观之，宋之理学，明之心学，一个从外物寻“天理”，一个从内心寻“天理”，皆有各执一端之偏。

　　宋儒“格物”，从外物去“穷理”，只得物之理，以物之理“致知”，仍得“物理”；明代“心学”，从内心去“致良知”，只得心之理，以心之理“格物”，仍是“心理”。

　　那么，“格物”如何“致知”呢？

　　天下之道，在外物和内心的相互关系之间，即“物”与“心”的两端之间。既然是两端之间，必有互动关系。物是心中物，心乃物之心，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限定。

　　物的存在状态，取决于心的参与，就好像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样，电子是粒子还是波，在A点还是在B点，取决于你的测量。人的意识，不仅是被动的观察者，还是必然的参与方。

　　作为心之端，人的意识，亦是一种存在。人的意识，只能以其存在的方式来感知“物质世界”，也就是说，人对事物的理解，被自我意识的存在方式所限定，比如，数学上，黄金分割比例确实存在，只是这一比例的存在完全基于人类意识中的审美偏好。

　　回到王阳明“观竹格物”的故事。竹之本质，不在竹，亦不在心，而在竹与心之间交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