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傅星的长篇小说新作《怪鸟》近期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这部具有较强现代派小说艺术特点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反映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青春岁月。

　　小说中，“我”、小三子、薇拉和大邱等年轻人迫切探求别一种空间的存在方式，改变观察世界的视角。这时居民区的树林里忽然出现了一只造型奇特、羽毛美丽的怪鸟，叫大尾巴练。那些年轻人就向那只怪鸟学习，虽然身无展翅飞翔的双翼，但是却可凭借双足，登上高处。于是，作家傅星就让他们上树，或者站上桥头堡或者高高的脚手架，观察自己身处的社会和被隐蔽的人性的本真，而这样做却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当面对并不露天的迷宫城堡时，这些年轻人运用鸟的视角无疑是很不够用了。傅星在小说中融艺术学与社会学于一体的仿生学又找到了新的方式，那就是向鱼的转换，完成其对成功的渴望和失望的生命循环，线路复杂曲折。“我”在这里竟遇见犹如懵懂初恋的女同学薇拉，并且这座“城堡”成为后来“我”和她幽会的地点。小说营造了一个在大礼堂里用课桌椅搭建的“城堡”，探讨了卡夫卡小说《城堡》中主人公K所实现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当“我”走进“城堡”继而走出了城堡后又会怎样？傅星最后给出了小说的审美答案，薇拉爱上了小淮海。

　　《怪鸟》是以在纸上画树叶像带鱼的眼睛起始的。本来，树木是鸟雀栖枝筑巢的地盘，成语 “缘木求鱼”是比喻两者互不相干的一个成语，但是当读完整部长篇小说，笔者注意到，小说中的这个细节却是第一个重要的隐喻类伏笔，表示作为鸟类的活动领地的树林其实是与原本仅在水中游动生活的鱼类也有联系的。第二个有关鸟转化为鱼的隐喻伏笔意义又递进一层，那就是“我”也曾学鸟站树，为了更好地观察，但是从树杆上下来的时候，“有一根刺扎进我的大腿”，“从此我就再也没有上过树”，这里为后文的“我”彻底告别鸟立而改为如鱼前行作了铺垫。这时,那纸上的鱼眼乃至鱼复活了，化身于“我”，在此时的现实生活中，“我”的人体姿势一改惯常的直立而为平行，改固定的停留为朝前不息的游动，虽然，稻草人是本小说中颇花笔墨的又一个意象，此物以“人”命名，却无血肉之躯，徒有其形，没有真实的眼睛。作家塑造和探索人物形象借助于仿生，那就是鸟和鱼。明喻是大尾巴练的怪鸟，隐喻则是鱼，此鱼虽然无名，但却运用象征和超现实手法描写更为倾心用力，使之人化为“我”，寓感悟于游戏。

　　在这部小说中，树叶是体现鸟和鱼及其意象彼此转换的媒介物，一方面，不仅林间树叶是怪鸟大尾巴练的第二羽饰，而且，小三子仅凭口含一片树叶，可以吹出各种鸟叫声；另一方面，“我”在纸上画的一片片树叶却有女同学薇拉说像带鱼的眼睛。在小说中，怪鸟大尾巴练作为明喻，是躁动绚丽的青春，是理想、幻美，“枪打出头鸟”，总是伴随着旁类妒恨的目光屡遭打击，而潜行的鱼则是老练和沉稳，是可避此劫难，有效地使得上劲的当下。从鸟转换到鱼的逻辑关系正是以变换视角并开阔视野的方式，来使人缓释焦虑、拓展智慧、提升思想的。鸟的视野是大面积俯瞰，是超拔，而鱼的视野是近前，是求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的求证结果每每出乎主观预料，但是在将理念付诸实行的过程中，人物悄然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上述的空间意义的迷宫之外，傅星还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时间的城堡和迷宫，开启其探寻和求证之旅，尝试并力图走进前人的生活深处和心灵深处，而有许多扑朔迷离甚至可歌可泣的内容涉及家族史。《怪鸟》中，“我”想学鸟也好，变成鱼也罢，其实，社会学意义层面的仿生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涉世不深的“我”总要去寻找自己心中的一个真善美的青春偶像，那就是纯洁美丽的女同学薇拉。这表现在“我”如鱼一般在建筑物的迷宫中婉转曲折的追寻中，前一次是在中学礼堂里搭建的堡垒迷宫里最后无意中遇见薇拉，她安静优美如仙女；后一次则是“我”暗恋着她又害怕失望，主动在居民新村楼舍间以在新的建筑空间中辟径前行去薇拉家找她。这里使笔者联想起作家歌德创作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品《浮士德》，引领浮士德前行并迎着天庭的光明上升的是一位光明女神，这使整部作品的结局崇高而辉煌。《怪鸟》中“我”辛苦追寻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薇拉，最后却是知晓了，愿景的真谛即在世俗平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