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多岁上了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正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心智逐渐成熟的阶段，偏偏我对中学六年的印象，就如焦距不准的照片，人事情景都有点模糊不清。细细想来，也许中学的日子相对于后来的跌荡起伏，显得平静平稳而平淡无奇了吧？

　　中学六年，我就读于向明中学，她的前身为震旦大学附中，由清末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她位于瑞金一路的校址原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所在。“震旦”，是印度语对于中国的称呼，含有东方光明前途无量的意思。1952年改名为向明中学。

　　初中同班同学的音容笑貌大都记不清了，印象稍深的当属班上的团支书。她是个漂亮的女孩，鹅蛋脸杏子眼，两根编得很结实的辫子搭在丰满的肩上，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我少年时性格胆怯羞涩，成绩一般，是属于中下游的群众。而她功课好又积极上进，头一批入了共青团，并当上团支书。我与她鲜少交往，碰到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时我正着迷于古典戏曲，沉湎于才子佳人的故事，与当年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我母亲很是担忧，便向我的班主任“告状”，希望老师能教育敦促我进步。记得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苦口婆心而语重心长，无奈我却屡教不改。

　　有一次，我已忘了在怎样的机缘下，无意听到了班主任与团支书的对话。班主任希望团支书发挥团组织的力量来帮助我，团支书以激愤的口吻道：“……她一点不关心集体，不参加班级活动，离团员的标准太远了……”当时我心跳加剧，脸颊发烧，慌忙离开。心里恨恨地骂她“两面派”，我晓得她也是喜欢古典戏曲的，曾经我和几个戏迷聚在一起唱戏，她进来参加，清唱一段《穆桂英挂帅》，十分传神。可在老师面前却装出一副很革命的腔调来批评我！从此我见了她的面招呼也不打了，像不认识一般。其实，我内心深处对她还是很钦佩的，她如何能够抑制住个人的兴趣爱好呢？想来她定是个有主见且内心坚强的人吧？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升入高中以后，我递交了入团志愿书。

　　毕竟长了年纪，在高中我开朗平和了很多，也结交了几个好朋友，现在时兴叫“闺蜜”。好朋友之一却是班级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三好学生。我与她家离得很近，每天清晨，两人总约着一起沿马路跑步。当时学校正发起“到北京去”的长跑活动。我还有个好朋友，唱歌唱得很好，人称“金嗓子”。她和我同样是非团员，她没入团的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平常我们几个在一起，天南地北，家长里短，无话不谈，却总刻意回避着“入团”的话题。我们生怕人家以为我们动机不纯，跟团支部宣传委员要好就是为了入团。

　　转眼升高二了，团组织不断发展新团员，我跟“金嗓子”不甘落后，心里很着急，终于去找宣传委员谈谈心，汇报一下思想。那日晚上，我俩便去宣传委员家。她很严肃的样子，领我俩进屋，三人突然变得拘谨和尴尬起来，全然没了平日里勾肩搭背，絮絮叨叨的亲热劲了。我和“金嗓子”毕恭毕敬掏出写好的思想小结递给她，等她提意见，却迟迟不见她开口。抬眼偷偷看她，发现她满脸通红，双手和膝盖都在发抖，比我们还要紧张！憋到后来，她长舒了口气，方才开口：你们不要以为我搭团干部的架子喔！于是三人一道捧腹大笑起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旧是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也常会缅怀年轻时的天真单纯，那澄净的友谊带来的快乐。

　　两年前，听说母校要迁址了，原址要建现代化地铁交换站。有时坐车路过瑞金一路，总忍不住朝那里多看几眼。那贴满广告画的围墙里面，还能找得到我们青春美丽的痕迹吗？

　　十日谈

　　母校情缘

　　离开母校已经四十多年了，记忆中的校园充满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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