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海春潮》一书，汇编了本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社科院（所）采访，发表的部分文章，包括新闻报道、通讯特写、采访札记、记者述评、工作研究以及科普作品等。这些文字，记述了那个时期上海重大科技成果，颂扬了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技术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介绍了科研单位在改革开放中，摸索与试点科技体制转轨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科研院（所）人才辈出，造就高素质的科技队伍的崭新面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我从文汇报社的通联组调至工业组，负责科学技术采访报道，我感到任务繁重，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在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未学过新闻课程，对采访业务，一窍不通。1968年到报社后，在理论组工作一段时间，去一家工厂当了三四个月的“赤脚记者”。回报社后，参加通联工作，办过新闻班，与通讯员一起学习、采访。一度到总编办编内刊。1973年上半年，我被安排到工业组（后改为政经科技部、新闻部）担任科技记者，专门采访报道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部属与地方科研所，及设计院等，共八九十个单位。起初，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连写“本报讯”也颇为生疏，如何采访写好科技报道，更不顺手。幸好，领导信任、放手，让我在实践中逐步熟悉新闻工作，提高业务水平。我看新闻史、学新闻理论，读新闻业务著作，诸如记者入门、采访方法和经验等业务知识，操练记者基本功。组长张煦棠同志（后任部主任、副总编），是资深记者，功力深厚、经验丰富，十分重视队伍的思想、作风和业务建设。在业务会上，他结合实际，谈深入采访，写好新闻报道和人物通讯的体会和感受，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我听了深受启迪，也注意总结、丰富自己。他还同我一起去中科院上海分院、生化所，采访过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先进事迹。在业务上，给我指点，帮助我较快进入角色，我很感动。那时，我一人跑科研院所，“单枪匹马”。有时忙不过来，特别是对重大题材、典型人物的专题报道，煦棠同志及时组织人员，与我一起采写。我参与这些典型报道，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科学院所多学科、多门类，不少尖端技术冷僻深奥、鲜为人知。写好科技报道，还要学习有关科技知识，包括核酸、胰岛素、激光、冶金、材料、植物、生理等。只有自己懂一点，才能把报道写得通俗易懂，且有吸引力，让读者爱看。

　　1978年春天，我有幸作为上海科技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首都北京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与报道。会上，我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与鼓舞。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研究蓬勃开展，我感到科技记者很有做头。我与很多科学家成了朋友，对本市七八十个不同类型的研究所的改革进程、研究课题也心中有数，采访活动更加得心应手。

　　这些年，根据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的报告精神，为版面开辟“献身四化的人们”的专栏，采写了一批科学家、科技人员、科研攻关的先进事迹。包括王应睐、汪猷、彭加木、冯德培、张香桐、严东生、王德宝、干福熹等著名科学家不畏劳苦、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贡献，经过采访，以通讯特定等形式进行宣传报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本文为《科海春潮》一书的后记，略有删改，题目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