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门中有什么未传之学，孔子的“天人之道”可算其一。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13》）这“性与天道”，即孔子的“天人之道”，子贡“不可得而闻也”，颜渊或许得而闻也，惜乎早亡，未能传也。

　　孔子关于“天人之道”的论述，如今已无详实的文字留存，不过，若以“性与天道”为“两端”，以其方法论为指引，通过推演，还是有可能一窥“天人之道”的奥秘。

　　“天人之道”的重点在“性与天道”——不在“性”，也不在“天道”，而在两者之间。

　　这好像《易传》所言：“一阴一阳谓之道。”道，不在阴，亦不在阳，而在阴阳之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欲以究天人之际”，亦是其义，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天、人之间。

　　“道”在中间，是理解孔子“天人之道”的关键——以天、人为两端，“道”在两者之间。这话也可反过来说：人类处于天道、人道双重制约的困境中，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生路。

　　这条“生路”就是孔子的“天人之道”。我们违抗不了宇宙规律，却想通过科技征服自然；我们摆脱不了维持生命活力的动物性，又想趋向文明而改善人性。面对永恒的两难处境，天道和人道之间“天人之道”，也许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天人之道，不是简单的中间之路，而是“执两用中”之道。

　　“执两”，即孔子方法论中的“叩其两端”，是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的“两端”看问题，既承认天道的合理，又承认人道的正当，现实的路径必是兼顾天道和人道之路。

　　“执两”的反面，是“执一”，“执一”是只取一端。孟子以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为“执一”之例，前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后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执中”——“执中则近之”（《孟子·尽心上》）。近之者，近“道”也。

　　“执一”错在哪里？孟子解释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执一”之弊，在于“举一而废百”，也就是以一个选择取代其他百种选项。

　　“执一”，是固守一端或两端中守着一个选择而不知变化，“执两”是从“两端”之间的无数选项中选出最佳的一个。

　　不妨以经济改革为例。市场和计划是其两端，“绝对市场”或“绝对计划”，都不是最好选择，难以持久。最优的改革政策一定在市场和计划之间的某一交集点，基于无数选项的比较，并能应时而变。

　　因此，“执一”是一条选项越走越少的死路，而“执两”是一条能走出无限可能性的活路。

　　“执一”还是“执两”，从本质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4》）这乱猜、武断、固执、自以为是，皆“执一”之态，其“执其两端，用其中”之言（《中庸》），则是“执两”的真意。

　　“执两”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态度，但面对现实问题，想在“两端”之间找出可行之道，仅有“执两”的态度不够，还要有“用中”的方法。

　　如何“用中”，是孔子“天人之道”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