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申城红枫映林、梧桐飘叶，堪与武康路媲美的陕西北路（旧称西摩路）上的荣氏老宅，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赏市民。面对斯景，我不禁忆及34年前在这条名街上另一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七一中学，当孩子王的幸福时光。

　　七一中学的前身崇德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1937年“8·13”抗战中原校舍被日寇飞机炸毁后，徐松石校长飞赴美国募得巨款，很快在西摩路购置了一块土地，聘请具有西方建筑理念的建筑师设计校舍，建成了类似于美国白宫的西洋建筑（俗称“小白宫”)，一直延用至今。

　　1983年初秋，我从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分进七一中学教4个预备班、200多名学生的中国古代史，但翌年便因故调离了。这短短的一年，七一中学师生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诸多往事铭刻于心，不少学生赠送我自制的贺年卡，珍藏至今。

　　七一中学作为重点中学，其生源素质很高，我在教学中自然地传授给学生历史视野、创新思维，其中预备（4）班的刘昀同学在我的辅导下，以《义和团痛击瓦德西》为题，荣获上海市中学生历史演讲比赛二等奖。我之所以在200多名学生中一下子相中这个小孩，盖因其比较顽皮、有着孙猴子般的灵性，多年后方知其母是《文汇报》记者唐斯复，而唐斯复的舅舅乃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陈岱孙。近年来，刘昀以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陈岱孙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于大西南昆明、李庄等地攻坚克难，科研教学不辍的通信等资料，撰写他们的传记，获得知识界一致好评。

　　走笔至此，为了尊重历史，我应坦承自己逃离七一中学的原委。改革开放初期，中学教师收入较低，更无住房可分，以我目击的七一中学名师而言，那些响当当的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教师纷纷外出“背猪猡”（指兼夜课），而每堂课的报酬仅一元多点。我也上过一晚三节课、报酬2元7角的高复班历史课。有一名数学教师长期极度疲劳，不幸英年早逝，那天他的儿子正好在听我讲课，噩耗传来，痛不欲生。关于住房，大多数教师都是困难户。例如，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高足、史地教研组组长于伯铭老师与数学骨干教师孙国英夫妇，带着两个女儿，蜗居在10平方米的阴暗底层，于宅旁边是饮食店，他们天天被油烟袭击，以致于老师为撰写《道光传》，在学校的阁楼里写瞎一只眼、另一眼几近失明。历史教师李先生一家三口，苦苦挤在6平方米的亭子间。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同窗、教学超一流的数学教研组组长刘老师一家，只能借住学校的一间单人宿舍……

　　1984年春节前夕，全校教职员工在大礼堂开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特级教师（物理学科）吴孟明校长（其祖母乃陈独秀胞姐）闪着泪光说：“各位老师，由于学校经费困难，我无法像工厂企业那样发丰富的年货，请你们谅解啊！但也请你们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你们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结果，校方发给每位教师一个红色的塑料饭碗、两支牙膏、两支牙刷。

　　滑稽的是，1984年初夏，我在南京西路跃胜百货店买了一件蓝汗衫，已穿了一天，因嫌小，便去调换，被营业员一口拒绝。情急之下，我掏出工作证，表明自己是七一中学教师，能不能高抬贵手，那营业员二话不说，立即予以调换，然我已羞得满脸呈猪肝色也。

　　当年，我年近而立，因出身草根，家无婚房，另一半尚在云里雾里飘，加上慈父母忧虑，而学生们居然发动家长为我找对象。在生存的压力下，我被迫忍痛调离七一中学，告别可爱的学生，跳槽到一所能分住房的党校去执教鞭。

　　如今，我已步入夕照愁云的晚景，回首往事，离开七一中学是人生的一大失误，因为从我的人生经历和性格来看，更适合与单纯、天真的孩子打交道。这种被物质绑架的择业观，不亚于低俗的物质主义择偶观，其所产生的遗憾与教训是沉重的。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当年，不知有几多星汉灿烂的夜晚，于先生在“小白宫”的阁楼里伏案奋笔疾书，而我则在办公室或备课或撰写小论文。斯时，我们办公室对面的音乐课堂里，经常溪流般传来董琦老师弹奏的舒伯特的《小夜曲》，这优美、飘逸的旋律，使得宁静的校园荡漾着诗情画意……

　　我深深地怀念那业已流逝的温馨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