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名扬海外；但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陈云曾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起重建中央特科的历史重任，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对党的绝对忠诚，使特科的工作很快恢复,取得了重大成绩。

　　临危受命

　　陈云负责重建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是年的“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

　　周恩来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他于1927年11月上旬由东江前线回到上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军委和其他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威胁下的上海，党的安全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于是，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并在他的筹划和领导下，继武汉军委特科之后，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它是我党从事情报、保卫工作比较成熟的专业机构。

　　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关系“渗透”到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进入了敌人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

　　然而，风云突变。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掌握了中共中央最核心的机密，熟悉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由裁缝出身的舅舅廖文光抚养。因家贫，他高小毕业后就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随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等职。果断处理顾顺章案件后，中共中央迅速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等重新组成中央特务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

　　但是，6月21日又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的事件，向忠发很快叛变并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经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陈云在这样危难的关头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这年，陈云26岁。

　　沉着指挥

　　中央特科重振雄风

　　依据《陈云年谱》记载，从1931年5月到1932年3月陈云领导中央特科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第一，处理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构的再次转移。第二，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陈云任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等工作。第三，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去中央苏区，陈赓、陈养山去天津，李强去莫斯科。第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法租界捕房、公共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都建立了内线联系人。第五，继续惩处叛徒和敌人，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处决了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等。

　　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后，进行内部组织调整，采取更加严格的防范措施，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安全。

　　为了优化中央特科的活动方式，陈云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隐秘的活动。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就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的店员、邮递员等。

　　对于中央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中统特科头目徐恩曾不得不长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变了，但是怎么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更茫然无知。”

　　另外，陈云还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开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例如，在上海红庙路上，陈云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和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家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以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是商店，又接头。”

　　同时，陈云还找到曾在浙江嘉善保护过他的李桂卿的弟弟李伟基，在上海山海关路肇庆里17号租了一间房子，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个青年工友（李士英，任校对，中央特科成员），收了一个学徒，办了一个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取名新生印刷所，名义上李伟基担任内务，陈云担任业务，做起了老板，掩护秘密工作。对于做买卖收集情报的事，共产国际称之为“附属组织”。共产国际听到这个“附属组织”的活动消息后，就表扬陈云：“这个人花了几千块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刘鼎的妻子吴先清也是特科成员。潘汉年让吴先清利用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既可望风又可接头，为秘密工作进行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