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在国家将亡、民族将灭之际站出来，尽了救国救亡的本分。”——“七七”抗战纪念日之际，我们来读读当年一位年轻的战地女医生的传奇故事。

　　最后一次生死磨难

　　8月下旬，已经立秋的上海依旧笼罩在酷热中，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密闭的产房里更是暑热难当。一名产妇已经在这闷热的房间里挣扎了整整一天一夜——孩子难产。羊水即将流尽，胎儿会窒息而死，为了保存仅剩的羊水，气息奄奄的产妇，被置于头朝下脚朝上的姿态，意识模糊中，她依然在用最后的力气，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这个26岁的产妇，两年前，与十几个年轻军人一起，在扬州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派，乘着渡江战役的浩荡船队跨过长江，踏着硝烟，直插上海，接管了位于江湾的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组建第二军医大学，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医大学。而她怎么也生不下来的这个孩子，就是我。

　　经过24小时的殊死搏斗，母亲九死一生，生下了我。

　　后来才知道，此前母亲九死一生的遭遇之中，已经有过很多次；我降生时遇到的这一次，则是最后一次。

　　青纱帐中惊魂一秒

　　1940年，日军打到母亲家乡，母亲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毁。国破家亡，烽烟遍地。母亲当年参加了新四军，同年加入共产党，那年，母亲15岁。

　　经过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军事训练，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医学训练，一年后，母亲成为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的一名医生，那年，母亲16岁。

　　那是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日军频繁“扫荡”袭击，新四军以游击战应对，后方医院只能化整为零：一名军医，配备一名护理员，带上几个需要救治的伤员，组成一个医疗小组，秘密隐居在农民家中。军医的职责是保护伤员安全，治愈伤员重返部队。给母亲配备的护理员是个12岁的男孩。两个未成年的医护，照看和治疗五个无法行动的重伤员。为了确保伤员安全，天蒙蒙亮，就要把伤员抬到村外，躲进野地的青纱帐中，待到天黑，敌军离去，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再回村落。

　　一天清晨，母亲和护理员刚把伤员转移进青纱帐，突袭的日军骤然而至。日军的观察哨，就设在青纱帐边的一棵大树上，透过庄稼叶的缝隙，母亲看见一个日军士兵抱着长枪，骑坐在高高的树干上，居高临下，警惕地查看着他脚下的青纱帐。

　　初夏时节，青纱帐才长到半人高，母亲他们紧紧贴地趴着，才能将身体隐藏起来。太阳越升越高，汗水很快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也吸引各种虫子叮咬，奇痒难忍却一动也不能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日军毫无离开的迹象。突然，母亲身边的一个伤员猛地坐了起来，用劲抓挠身上的虫咬之处，上半个身子露在青纱帐上面！这是个被层层纱布包裹着眼睛的伤员，他看不见敌军的观察哨，不知道死神就在头顶上不远处。母亲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他按倒在地，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枪声响起。一秒钟，又一秒钟，野地里除了鸟鸣，一片安静。母亲用最慢的动作，缓缓抬头查看，大树上的日本兵恰巧在那一刻转过身去，背朝着他们，没有看见冒头的伤员——如果不是这样，母亲他们就会被观察哨召来的日军围攻，就会被密集的弹雨打成筛子；我十年后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就会在这场弹雨中化为乌有。

　　那位差点毁了整个医疗小组、我母亲还有我的伤员，后来治愈归队了。二十年后，他是军医大学的训练部长。他来我家探望母亲，母亲还亲昵地叫他“瞎子”，还忍不住笑说他被虫咬得坐起来，差一点害死大家的糗事。“瞎子”姓顾，一头银发，憨憨地笑着说：“那一次是够危险的……”

　　差点要拉响手榴弹

　　医疗小组夜间住进村里农民家，也有极大风险。日军也掌握新四军后方医院的游动规律，知道重伤员不可能永远暴露在野外的恶劣条件中，他们常常会选择夜半进村，偷袭医疗小组。

　　与母亲一样负责另外一个医疗小组的女军医，是个上海来的女孩，一个夜半，日军袭击了她的医疗小组所在村庄，她被搜捕的日军堵在屋内，灯光下，她城里人白皙的皮肤和颈项上的项链，暴露了她的身份。日军大喜，要把她抓回据点，她拼死不从，赤手空拳与日军厮打，紧紧抓住门框不让敌人带走。日军恼怒，一顿刺刀把她活活捅死。

　　她与母亲是新四军卫校的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后方医院。她遇难的村庄，离母亲的村庄只有几里路之遥。母亲无比伤痛，到晚年还清楚记得她的姓名：“吴秀英，死得太惨了。”

　　母亲说，我们那时最高的气节是不让敌人活捉，宁死不当俘虏。她身上永远带着一颗手榴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关头与敌人同归于尽。小时候，我在家里看到过一本发黄的小本子，里面有母亲手写的文字，有一段，像是一首小诗，就写在那个最是艰难困苦的时节：

　　假如我死了，

　　也要大睁着眼，

　　让敌人吓一跳。

　　一个小镇少女在国破家亡之际，决死抗争的意志记录。

　　不久，这颗手榴弹差一点派上了用场。

　　半个世纪后，对那一天，母亲依然记忆清晰：

　　“1942年初夏，我们一个重伤组有5位伤员，全是下肢骨折，集中隐蔽在九里沟的一户人家。因前一天接到通知，说敌人近日内不会出来‘扫荡’，为了减少搬动给伤员增加的痛苦，拂晓前没有将伤员疏散到野外隐蔽。早饭后，我们正准备给伤员清洗伤口换药，突然看到西南方向有群众向我们这边跑，不一会就看到日伪军扛着太阳旗在村前一条小路上走来……”

　　伤员已来不及疏散出去。情况万分紧急。母亲走回房间，关上房门，从挎包里掏出手榴弹，握在手中，挨着门，静静坐下——最后的关头到了。

　　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一声不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与敌人同归于尽。

　　为首的伤员是个排长，他招手让母亲过来。母亲走到他身边，他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手榴弹，说：“你跟护理员赶紧跑，你们能跑！”

　　母亲哪里肯？使劲从排长手中夺手榴弹。

　　排长紧紧攥住手榴弹，说：“你俩年轻，不要做无谓牺牲，快跑！”

　　母亲倔强地说：“要死死在一起！”

　　排长急了，低声吼道：“我是党小组长，你是党员，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撤！服从命令！”

　　房东大娘走进来说：“你们两个孩子赶紧跟我出去，这里交给我。”不容分说，把母亲和护理员拉出屋去，藏到屋后水塘，用水草盖住他们露出水面的脑袋。大娘关好房子的前后门，搬过一台纺机，在前门坐下，镇定自若地纺起纱来。

　　“忽然在我们村子西边，响起了一阵枪声，我师八团的一个排和敌人遭遇上了。日伪军听到枪声，慌忙调转头来，直向我们村子而来，我们能清楚地听见日军翻译大声责问大娘：‘新四军到哪里去了？’大娘用手向西指点，说：‘新四军向西去了。’枪声越打越紧，敌人绕到村后小路，直往西面跑去……”

　　母亲和护理员从水塘里跳起身，浑身湿淋淋地冲回到屋子里，见到地铺上的伤员，仿佛别离了一个世纪，也仿佛浴火重生，忍不住热泪长流。

　　这一次，又是九死一生，若不是最后关头房东大娘挺身而出，救了母亲和整个医疗小组，母亲手中的那颗手榴弹必然拉响……

　　母亲对大娘的感激终身铭记，50年后，母亲年逾花甲，专程去了那个叫做九里沟的村庄，找到了当年的那座房子。那位堪比空城计城头抚琴的诸葛亮的大娘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也白发苍苍。母亲握住他的手，仿佛重回那一段战火映红天空的岁月。

　　两颗炸弹竟都哑了

　　几年后，日军战败投降，另一场大战又爆发了。母亲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2野战医院的手术队长，职责就是在漫天炮火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淮海战役中，她那开设在韩庄车站的手术室，一字排开三张手术台，她负责做主要的手术部分，前期预备和后期缝合都由众多助手料理。流水作业，她记不清做了多少台手术，只记得伤员洪水般地送来，手术后又潮水般地被运走；手术台上的伤员，不仅有解放军战士，还有国民党士兵，“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救。”母亲告诉我。整整三天三夜，母亲不休不眠，开刀抢救伤员，终至体力耗尽，昏迷倒下，自己也消失在伤病救治转运的洪流和潮水中。战后，母亲被授予三等功。那年，母亲23岁。

　　母亲说，那倒不算什么，就是累，真正危险的是敌机，常常被炸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最危险的一次，她正在做手术，空袭警报响了，她不能疏散撤离——手术还没有做完。等到做完手术，伤员抬下去，飞机已经到头顶了，助手们四散逃离隐蔽躲藏。手术使母亲耗尽精力，走不动了，干脆坐在老百姓门板拼成的手术台前，拿出日记本，掏出钢笔，写日记。

　　透过敞开的大门，她看见天空中飞机俯冲着投弹，弹着点和炸起的黑烟越来越近。直到一声巨响，一颗炸弹不偏不倚，砸中门口的石板台阶，石板应声裂成两半，热水瓶大小的炸弹卡在石板当中。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尾翼滴溜溜转动的炸弹，等待最后的致命爆炸。不料，尾翼转了一会儿就不动了，炸弹没有爆炸。母亲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刚才一颗炸弹落在门口，没有爆炸。”

　　刚写完这一行字，头上又是一声巨响，从房顶上直接砸进来一颗炸弹，落到屋角，钻进地里。母亲再次盯着那个黝黑的弹着点，等待火光腾起，生命终结。奇怪的是，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母亲再次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又一颗炸弹落进房子里，没有爆炸。”——九死一生，两颗炸弹都没有爆炸。只要其中的一颗炸了，一切都将化为灰烬。

　　两颗子弹厘米之差

　　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比对手的美式装备落后一个代际，完全没有制空权。常常，母亲他们正行军着，防空警报响起来，大家立即疏散到路边树荫下沟壑里，隐蔽起来。按照单兵战术条令，应该就地卧倒，母亲居然有自己的计算：卧倒后暴露的面积更大。每次，她都双手抱膝，端坐在树荫下，“大不了一颗子弹从脑袋上穿下来，报销就报销。”

　　一次行军途中，敌机又来了，沿着公路俯冲，机关枪哒哒作响。母亲坐在路边树下，抬头看着俯冲的飞机直冲她扑过来。飞机飞得太低了，连飞行员的脑袋都看得见，喷射的子弹，在她身边激出一连串泥花。等飞机从头顶掠过，拉起，飞走，警报解除，母亲发现，她身边一左一右，两个弹着点，每个离她几厘米——我未来出生的机会，就夹在这两颗相邻不足一米的子弹空隙中，太窄了，差一点就穿不过去，无法来到这个世界。

　　母亲动手，挖出了这两颗筷子长短的子弹，放进挎包。她带着这两颗子弹头，穿行多个战场，直到打进上海，直到转业到地方，直到肃反运动让大家交出所有武器弹药，才上缴了这两颗已经没有杀伤力的子弹头。

　　母亲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在国家将亡、民族将灭之际站出来，尽了救国救亡的本分。母亲说，她是一个幸存者，也是一个幸运者。穿行战火近10年，漫长的战争中，被她救活的人难以计数，而这些，都是在死亡阴影中完成的。我见过母亲填写的履历，专长一栏，填的是“战伤外科”——炮火连天中的冒死抢救生命，简约为平静的职业描述。

　　母亲叫薛联，活到92岁，见证了破碎的河山重归绚烂，濒死的民族焕发新生；去年春天，她未能躲开死亡，持续六天高烧后，离开了世界。监护仪上的各条曲线趋于平直，母亲的生命只剩最后几秒钟，我握着她依然温暖的手，在她耳边喊着：“妈妈走好！妈妈再见！下辈子还做我妈妈……”

　　在动乱与杀戮、战争与革命的洪流中，多少次，母亲与我，九死一生，我们一起穿过死亡阴暗的窄门，最终走进明艳的阳光之中，承接美丽的生活之泉。生命，有时候就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