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在几年前的聚会中认识了阿明，阿明自称在一家医疗中介机构从事赴美代孕业务。结婚20多年没有怀孕生子的阿美对代孕非常感兴趣，遂根据阿明给的宣传资料上的介绍，自费和丈夫前往北京某医院进行生殖功能及疾病排查体检，然后将体检报告通过阿明交给美国某代孕机构评估，评估结果为阿美的卵巢功能良好，一次取卵成功率高。阿美马上与阿明及医疗中介签订合同书、服务合同各一份，之后分别支付10万美元和人民币2.75万余元。

　　2017年，阿美夫妇赶往美国洛杉矶。美国某代孕机构从阿美体内取出12颗卵子，培育出5个受精卵，但经基因筛查，5个受精卵均不合格，美国某代孕机构告知阿美本次培育失败。

　　阿美觉得事实与之前和阿明在缔约磋商时所称的“卵子结果很理想”的说法不符，将医疗中介和阿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她与医疗中介签订的服务合同无效；医疗中介返还阿美代孕服务费人民币2.75万余元；医疗中介赔偿阿美交通费、住宿费3万余元。

　　主审法官认为，阿美因赴美代孕与美国某代孕机构签订合同书，而代孕行为违背了基本的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我国目前法律所禁止，所以应认定阿美与美国某代孕机构签订的代孕合同书无效。医疗中介基于代孕而产生的服务，不属于法律所允许的合法行为，法院确认医疗中介基于服务合同而收取的服务费用应予返还。

　　至于阿美主张的服务费利息损失、因赴美代孕及诉讼产生的各项损失，基于服务合同中载明代孕在国内未被许可，阿美对于代孕行为不合法系明知，在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各自损失应由各自承担，故对阿美要求医疗中介支付交通费、住宿费等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特约通讯员 贺天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