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麻将，要干啥? 

　　香港很早便开始流行庆祝母亲节了，早到我七八岁时已有印象，那应是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的年龄是隐瞒不了的，对吗，其他两位同样出生于一九六三的作家同业？

　　小学时代，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学校老师都会说，母亲节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也要画一张图画，画完，带回家送给自己的妈妈。于是，我就写了，也就画了，写什么和画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妈妈真是好，她从来不批评我写得不好或画得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认真去看。

　　这样说绝对没有半分埋怨或不敬，相反，是羡慕，羡慕她的豁达性格，广东话叫做“大情大性”，从不焦虑，从来不把事情看得过度严肃重要，有也行没也罢，都可以，反正，活着就好，即使死掉也无妨。

　　母亲七十岁了，生平看得最重的事情恐怕只是一个“赌”字，主要是打麻将和到澳门赌场，从二十岁到如今，赌博一直是她的生活主旋律，without apology，毫无愧色，毫不歉疚，始终如一。

　　举个诚实的例子吧。我出生后大约三四个月，她把我抱到亲戚家里串门子，聊不到五分钟，当然是坐下来打麻将了，我便被放在睡房床上，无人看管，不知如何，到她竹战结束，竟发现我躺在地上而不是床上，脸色青黑，不哭不闹，但呼吸困难。她吓倒了，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直进加护病房，医生对她说：“目前情况尚未稳定，能否脱险，难说，你们不妨先回家，等消息，如果晚上收不到电话通知，便应表示度过危险期，有救。”母亲唯有哭着回家，眼睛有没有哭肿，我没问她，但许多年后忆及此事，她耸肩淡然道，那个晚上也真难过，返回家里，百无聊赖，睡不着觉，只好再打麻将了，一直打到天亮都听不见电话响声，便放心了。

　　我是难以理解的，忍不住质问：“我是你的儿子啊，躺在医院里生死难卜，你还有心情打麻将？怎么搞啊，你？”

　　母亲皱眉回答，脸上表情很明显是难以理解我的难以理解：“不打麻将，要干啥？我又不是医生，坐在家里也救不活你，不打麻将，漫漫长夜岂不更难过？打麻将有罪吗？生有时，死有命，我能如何？”

　　坐在麻将桌面前的母亲，显然是快乐的，即使输钱亦有快感，这是所有赌徒都明白的被虐待心理，毋须弗洛伊德费言解释。为了打麻将，她或许把世上能说的谎言都说尽了，许多时候还要孩子们帮忙，譬如说，不知道曾有多少个傍晚黄昏，她在外边打麻将，明明说好要回家煮饭或带我和姐姐和妹妹出外吃晚饭，但因打完十二圈还要再打十二圈，回不来，不回来，索性只打电话回来，对姐姐道：“你拉开我的睡房抽屉，取出十五元，带弟弟和妹妹去买叉烧饭盒，假如爸爸打电话回来，千万别接听，要到八点后才接，告诉爸爸，我回来过，跟你们吃完晚饭后才再出门打牌……”

　　父亲那年头是某报的总编辑，从早到晚困在报社忙忙忙，只能偶尔忙里偷闲致电回家跟子女聊聊天，但因那是尚无手机的黄金时代，母亲遂有说谎空间，我们也可帮忙圆谎，而酬劳是，如果她打牌赢了钱，回家后会付我和姐姐二十元港币；谎言有价，这道理，我从小就懂。

　　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被拆穿的谎言，父母亲终究会因赌博吵架，也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妈妈哭了，哭骂道：“你现在竟然责怪我烂赌！你不想想，当年我什么都不懂，是谁教我打麻将?是谁带我去澳门赌场？还不是你！是你！你你你！”

　　父亲哑口无言；我们，子女，更是。

　　幸好夫妻恩怨难了难断，也没必要轻易了断，要紧的是，哭过了，可以笑回来，可以有机会重新再笑，便够了。每回吵完架，很快，母亲便又“牌照打”，重投竹战之乐，有时候甚至跟父亲和我和姐姐一起坐在麻将桌前，在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的啪啪响声里畅聚天伦。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送过三四十份母亲节礼物，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外买有自制，而其中最令我自己印象深刻、最令我妈妈感到贴心的一份礼物必是那个“麻将蛋糕”：我请饼店师傅在蛋糕上喷了“中”、“发”、“白”三张麻将牌奶油图案，祝她永远快乐、打牌快乐、不管是赢是输，都快乐。

　　活在麻将里，我妈妈真是一位快乐的女子。

　　我家里只有一个半“马老总” 

　　我一直对父亲的成长故事感到好奇，好多回了，想开口问，但都没有结果，因为，咳，说来不孝，我跟父亲见面的次数并不太多，每月一次甚至隔月才一次，每次都是坐在餐桌面前，而他是无酒无欢，尚未开始喝酒时，话语不多，根本不想说话；开始喝酒之后，很快，通常不到十分钟，便已陷入接近语无伦次的迷醉状态，即使我问了，即使他答了，亦不太可信可靠，只能当作神话传说听听便算了。 

　　我的父亲以至我的家族，从来没有“信史”。这是我父亲于好几回醉后所说出的点滴记忆，我将之拼凑成一个稍为完整的故事，但也就只是故事，可别追问我真不真实。 

　　是这样的，话说我本不姓马,我这个“马”，是假马，翻译自英文Majerson的首两个字母，因为我祖父的祖父来自英国，但不知道是伦敦抑或乡下，无根可寻，只知道他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到中国，娶了老婆，落地生根，从此有了汉姓。当我把这故事告诉超级迷恋哈利·波特的女儿，她瞪着大眼睛，张开嘴巴，激动得差点哭出来，用颤抖的声调问：“真的吗?我的祖先是英国人?跟哈利·波特一样?跟妙丽一样?跟罗琳一样?我们能不能再去英国，找寻我们的族人？他们会不会是贵族？爵士？骑士？” 

　　我忍住笑，耸肩回答道：“等你大学毕业后，再去吧。说不定可以领回一大笔遗产。可是我不得不先提醒你，你祖父说话从来不可靠，看看他如何欺骗你祖母数十年，便知道。” 

　　我并不担心这么讲话会影响我父亲在我女儿心中的形象，因为，我女儿也向来不太相信我说的话，包括好话与坏话；她跟我跟我父亲一样，都有“说谎DNA”，说话通常纯为贪玩，听听可以，信任不得，所以她也只激动了三秒，立即恢复正常神态，很显然，连那三秒亦属伪装。

　　介于我高祖父与我父亲之间的几代马姓男子到底遭遇过啥事，我父亲从来没提，而他又没有兄弟姐妹，我祖父同样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完全无法探问考证。我问过母亲，你见过我祖父祖母吗？他们是谁？有何好事可说？我母亲嘟一下嘴巴，回道：“没见过！我当年就是看你父亲‘父母双亡’才愿意嫁给他！我爱自由，讨厌被公公奶奶看管！” 

　　“父母双亡”倒是千真万确。听我父亲说过，他十六岁丧母，十七岁丧父，读书成绩不错的他唯有退学，从此自力更生，一头投进新闻界，从前线记者开始熬熬熬，从记者变编辑，从编辑变编辑主任，从编辑主任变副总编辑，一九九六年退休时，工作岗位是香港一份最畅销报纸的总编辑，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称呼他做“马老总”。 

　　“马老总”对自己的成就是感到自豪的，也当然应该自豪，得来不易，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达旦，为了工作。但我相信我父亲更感自豪的必是对家人负起了超乎寻常的照顾责任，好多年了，他不仅顾妻顾子顾两女，更把老年的岳父岳母以至三个小舅子——其中两个还是经常进出监狱的资深毒虫——接来家中居住，像广东人所说，“有粥食粥，有饭食饭”，也就是同甘共苦的意思。所以，年老后，每回喝酒后怀旧忆人，我父亲常说：我问心无愧了！想当年，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最后我用一双手养活十人！老婆至今仍然可以随时打麻将和去澳门赌钱，大女儿做了快乐的家庭主妇，小女儿是香港高中联考的女状元，儿子成为博士，还做了家中的第二个“马老总”！ 

　　我其实没有成为“马老总”。我只曾在香港《明报》担任十四个月的副总编辑，充其量，只是“马副总”，我家里只有一个半“马老总”。“马老总”只是我父亲的wishful thinking，他幻想我是他的接班人，所以暗暗替我升了级，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不老实。 

　　我总不明白我父亲的思考逻辑，但也或许，不是不明白，只是不肯面对，不肯承认。举个例子：廿岁那年，我从香港赴台升学，临行前夕，父亲用极严肃认真的神情给我提出叮咛，通常，父亲的叮咛大抵离不开“努力读书”、“做个好人”、“关心社会”之类，但他偏不，我父亲对我的提醒竟是——家辉，到了那边，谨慎小心，不要乱搞，台湾很流行设局捉奸！ 

　　毕竟非常了解他的儿子。我父亲，马松柏，七十一岁了，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