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登山不止的运动员被问及为什么要登山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山在那里。陈丹青说，时常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博物馆这么在乎这么纠结，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博物馆在那里，我要去看。

　　这是陈丹青在上海博物馆演讲时的一段开场白。那句著名的“因为山在那里”也因此成了演讲的题目。他把博物馆比作了一座山，凝聚人类智慧结晶和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的博物馆，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的山峰。

　　陈丹青的博物馆情结，源自印刷品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时期，文化遭禁锢，一帮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也就是眼下高考的年龄，却如痴如醉地喜爱上了西洋绘画。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聚在一起画素描画色彩，竭力模仿美专毕业的苏派画家夏葆元、陈逸飞和魏景山的画法，抄家散落市面的西洋画印刷品是他们全部的眼界，最大的兴奋点莫过于忽然弄到了一张“世界名画”，于是相互传递，虔诚临摹，想象并揣摩原作的表现技法。然而苦于无处溯源，魂牵梦绕，如此这般，刻骨铭心。从此萌生了对欧洲文化的向往，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一定要去博物馆看原作！

　　这一天终于来了！八十年代初，国门开启，带着印刷品记忆，一批如日中天的油画菁英急不可待地涌向西方。然而，在博物馆，当他们站在儿时心仪的原作前，顿时傻眼了：原来临摹的库尔贝《石工》画法是不对的，马奈《吹笛少年》色彩也是不对的，委拉斯开兹《酒神》笔触更是不对的……于是静下心来，面对原作一笔笔重新临摹，终于明白了少年时期的那一套全是胡来，中国式的油画，没有一处不是“错”的，中国的油画家们，被印刷品耍了！倘若那些印刷品也曾是画家为之攀登的一座“山”，那么就是一座真正的假山了！

　　据说四川画家何多苓当年走近安德鲁·怀斯的原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也是愣了半天的。这张曾经深深打动过他并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刷品，其原作的表现技法也与他的理解大相径庭。不过他聊以自慰地说：当时只是模仿了一点皮毛，因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是有好处的。要是真的学蛋彩画得和怀斯一模一样的话，首先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此看来，中国的油画家们不能一味地否定印刷品的“功劳”。甚至要感谢印刷“错误”所产生的全新效果。调整一种观赏原作的心态，作为一种记忆，无论是印刷品，还是博物馆原作，其实都不应该抹去的。

　　前不久，林旭东、陈丹青、韩辛巡回展示了他们“四十年的故事”，在布展时，林旭东临摹的两幅西方油画被放置在了画展的入口处，不可回避地向观众讲述着印刷品的记忆。

　　然而，“复仇”的心态尚未平息，迈向博物馆的脚步还在继续。陈丹青与他的画友们，仍然在持续着一个让他们兴奋的话题：大都会博物馆最近有没有展览啊？大英博物馆的那张中国画挂在哪个位置呢？慕尼黑艺术博物馆侬去过了吗？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东西不要太灵哦！上次我在卢浮宫奇巧碰到伊了！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做着同一个动作：当看到一幅儿时熟悉的画面或曾经虔诚临摹过的作品，便会走上前去，摆出POSE与原作合影留念，寄给各地画友，像是炫耀，更像是圆梦后的满足。

　　因为山在那里，攀登仍将继续。极目远眺，眼界无比宽阔起来，这山望着那山高，似乎总也没个尽头。但愿别被沉重的大山湮没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