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6日，正在复旦大学培训准备赴美学习的我被一条消息震惊了：“昨天，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家中遇害身亡，享年58岁。”

　　戴厚英的住处凉城新村离我所在的复旦很近，那几天我常常遥望着凉城新村，想着死于非命的戴厚英，心情异常沉重。

　　一直想见见戴厚英，因为80年代初我在上海书店意外地买到了10多本著名诗人闻捷的藏书，许多本扉页上都盖有闻捷的藏书章并有他的签名，我猜这些书多半是“文革”期间闻捷被抄家后流散出来的藏书。“文革”中戴厚英与闻捷以悲剧告终的生死恋情，曾一度轰动上海。在结合无望之下，1971年1月12日夜，闻捷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戴厚英在众目睽睽之下戴着黑纱，作为闻捷的家属参加完追悼会之后，精神一度近于崩溃。这段虽然短暂但令戴厚英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后来都被她记录在处女作《诗人之死》和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里了。我曾想将这些闻捷的藏书带给她看看，毕竟那上面都有诗人闻捷的气息，可惜现在已不可能了。

　　由于戴厚英是个知名作家，她的刑事案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周后我正在家中休息，虹口公安分局的一位刑警找上门来，他很坦率，告知在戴厚英抽屉中发现有我的一张名片，例行公事来核实情况，同时拿出红色印泥取走了我的右手指纹。我与戴厚英的交往始于1993年我策划的著名作家捐书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活动，我曾给她先后寄去20余份活动《简报》，还写信向她征集签名题词书。1993年10月20日戴厚英给我复信：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非常愿意为现代文学馆捐书，可是不知您信不信，我无书可捐。早期的几本书，已经十年没有再版，我自己连一套完整的书也没有了。《人啊，人！》仅存一本，还是左泥送给我的。后来的书都在香港出版，印数少，亦是几年未再版，自己仅存一本了。去年与花城出版社签了五部长篇重版的合同，可是至今还没见生效。只好请您原谅了。好在中国作家很多，少一个两个人也无所谓。如果我的书能再版，我一定会首先寄给你们。如果除捐书外还有别的方法帮助这项工作，我愿效劳。”信用钢笔写在一页普通的信纸上，字随意而流畅。

　　收到这封信是10月23日，当晚我就回了信：“戴先生：与您一样的遗憾，如果时间充裕也许可以买到您的书籍，有您参加当然是我和其他读者都希冀的。好在此项活动重要的是参与，无论是有书可捐还是无书捐赠，只要献出一份真诚就行了，这是最重要的。”后来知道生活中的她确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著作向来不注意保存，遇上别人需要，她往往会把自己留存的最后一本送掉。

　　生于皖北颍上的戴厚英对于家乡和家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朋友笔下她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萧乾说她：“不但曾经勇敢地描绘生活，而且还曾无情地剖析生活。”60年代初，戴厚英受指派在上海作协会员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观点。钱谷融后来在《关于戴厚英》一文中说过：“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都绝不忏悔。”可谓知之深矣。当然后来戴厚英在《人啊，人！》后记中还是回顾了自己从当年批判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现今转而信奉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戴厚英生前几乎重要的作品都没能在她第二故乡上海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当年戴厚英追悼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犹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柔情，竟无只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诧噩音。”用它诠释才华横溢、经历坎坷的戴厚英一生还是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