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看到这个消息，我记忆的闸门又一次打开……

　　曾经也是这样的隆冬时节，也是这样的新年前后，我走进了第五届上海市政协会议的会场。

　　{1}我是公社小社员

　　1977年12月一天晚上，妻子中班下班疑惑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变成统战对象了？”“什么统战对象？”我一头雾水。

　　1969年，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港第七装卸区当装卸工。父亲是粮店职工，母亲是袜厂工人。装卸工算什么统战对象，父母双亲当然也不是。

　　妻子是我同校同届同学，毕业后在港区总机当接线员。这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市委统战部的电话，点名有急事要找我。那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无私人电话。当来电者知道接线员就是我妻子，就要她转告我明天上午9点钟到上海展览中心参加一个会议。

　　次日，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原来这是市委召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党员预备会议。

　　12月22日上午，作为新当选的上海市政协委员，我来到北京西路840号上海市政协办公大楼报到。

　　走进上海市政协2号楼三楼的“文艺组”会议室，只见满屋全是高龄长辈，我只认得其中一位王云阶先生，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家，到过我家约我与他合作电影插曲。

　　这个小组成员的大名个个如雷贯耳：巴金、孔罗荪、王西彦、王辛笛、师陀、吴强；金焰、王丹凤、黄宗英、韩非、舒适、曹韧、于伶、陈鲤庭、祝希娟、万籁鸣、黄绍芬；贺绿汀、桑桐、何占豪等。其中，巴金、王丹凤、祝希娟、黄宗英、贺绿汀等早在银幕或图片上见过，其他大家过去只闻其大名，个个都是德高望重、早在学生时代就仰慕的名家。

　　那时，政协文艺界有两个小组，我所在的组由文学、电影、音乐三个系统的成员组成。另一个组则由戏剧、美术、摄影、博物馆等系统的成员组成。这两个小组组成政协一个文艺界大组。因为写过一点诗歌、散文与文艺评论，我作为工人业余作者被编入文艺界的电影文学音乐组。在整个文艺界大组里，我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喜儿”周慧芬、茅惠芳，还有一位金山农民画画家曹秀文算是“小字辈”（是年我29岁），被新闻媒体称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因为我写过一首歌词《我是公社小社员》，所以有些长辈就干脆叫我“小社员”了。确实，在这个文学艺术的“公社”里，我只是一株幼苗。

　　上海市五届一次政协大会，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政协恢复之后的首次盛会，文艺界组的长辈无不都是劫后余生。永远难忘会议第一天的情景：只见他们久别重逢，一见面就紧紧拥抱，长时间的拥抱，互相为大难不死、重获新生而庆贺。

　　曾以为，在文艺界组这样一个集体里，一定可以学到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经验。其实，在整个会议期间，文艺家们几乎不谈文艺创作，全是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议论。至此，我才理解“政协”真正的使命。在风雨过后的第五届市政协会议、活动期间，我感受到了文艺家对极左思想路线的切肤之痛，对祖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呐喊；他们含着眼泪庆幸国家“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他们带着历史的创伤憧憬祖国美好未来。宠辱不惊之淡定，境界胸怀至博大，令人肃然起敬。我在这里接受了政治的真正启蒙与思想文化的洗礼。

　　{2}傅全香一口答应　　那天中午，在午餐桌上，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坐在我旁边，与我边吃边聊。她问我：“你们港口是不是苏北籍工人比较多，工人师傅都喜欢看淮剧？”长期以来，外界一直以为码头工人以苏北籍的居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使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港，“老码头”的主体也不全是苏北人，还有不少湖北人。而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大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上海青年学生进入海港，码头工人群体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不仅提升了文化层次，原来的苏北籍的老职工还一下子变成了“小众”。

　　我把职工队伍变化情况告诉傅全香。随即，不失时机地问道：“傅大姐，你们越剧院好像还没来过上海港？”

　　“是的，从来没有去过。”傅全香回答。

　　“那，你看能不能请上海越剧院到我们上海港来作客呢？”

　　“好的，好的，我去跟老袁说一下。”傅大姐立即热情回应。她说的“老袁”，就是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

　　两天后，傅全香就告诉我，袁院长非常愿意带全体艺术家来上海港慰问演出。

　　我立即将喜讯报告给局里。港务局领导喜出望外，慎重研究后，指定由上海港第六装卸区接待。之所以没安排去我的“娘家”上港七区，完全是出于对艺术家们的关爱。

　　那时，车辆过江很不方便，上港七区又是煤炭装卸作业区，码头上到处煤山煤海，风一吹，煤灰满天飞，眼睛也睁不开，更不要说开口说话、唱戏了。而上港六区地处中山南二路日晖港附近，交通便利，码头上虽然也有煤炭装卸，但仅是局部区域，大部分是木材、化肥、粮食等堆装，相对干净些。

　　1978年盛夏的一天，我作为陪同与接待，早早就在码头迎候。上午十点半左右，一辆大巴缓缓驶进开平路上港六区的大门。满满一车的人，上海越剧院的表演艺术家“倾巢出动”了！除了袁雪芬院长亲自挂帅，傅全秀、范瑞娟作为委员朋友热情相助，还有徐玉兰、王文娟、金采风、张桂凤、吕瑞英、史济华、丫头王“孟丽英”等著名演员。如此强大的阵容到企业慰问演出，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码头上没有像样的化妆场所，就在食堂拦出一角做临时化妆区，但因陋就简丝毫没有影响艺术家们的热情。袁院长还提出，既要在礼堂里演出，也要到码头上去为正在装卸作业的工人们演唱。

　　这天的气温达到36摄氏度以上，身着短袖衬衫的艺术家们按码头有关规定全部头戴安全帽，在烈日下演唱。

　　袁院长首先致辞，她满腔热情的开场白让工友们兴奋不已：“码头上的工友们，你们辛苦了。这么热的天，你们没有在室内休息，还在户外太阳下工作。我们少不了你们啊！我们吃的大米、烧的煤都是经过你们的手接过来送过去，送到我们千家万户，我们要感谢你们！”话音未落，热烈掌声已经响起。

　　袁院长讲话后第一个上场，为工友们清唱一段。一曲唱毕，掌声如雷。然后，袁院长“钦点”中年男演员徐善发在码头上清唱《海港工人豪情壮》。这段唱腔是我写的唱词，越剧院作曲家编的曲，这是袁院长事先亲自设计的“应时段子”。

　　当徐善发唱到“满江春潮浪追浪，万船竞发豪情壮，千吨万担我托举，胜过托塔李天王”时，围观的工友们一起大声喝起彩来，“好！”“好！”江边来不及下梯的吊车司机坐在驾驶室“高位包厢”里观赏，这时也激动地长时间鸣笛向艺术家致敬。

　　接着，徐玉兰、王文娟、金采风等流派创始人个个献艺开唱。热辣辣的太阳烤得她们脸颊汗水直流，但艺术家们的金嗓子仍发挥得分外出色。那天，不巧的是傅全香大姐身体忽然不适，港务局领导劝她不要跟到码头上去了。可她吃了几粒白酒浸泡的杨梅，就直奔码头热情演唱，实在令人感动。

　　工友们看到这么多越剧名家倾情演出，激动、欢欣就像烧开的黄浦江水，情绪达到沸点。

　　{3}丹凤请我到她家

　　从小看过王丹凤主演的《家》《万紫千红总是春》《桃花扇》《女理发师》《护士日记》等电影，她有“绝代美人影星”之称，几十年倾倒无数观众。这次在政协与她同组交流，没想到还有机会去她家做客。

　　1978年秋的一天，王丹凤的丈夫柳和清先生约请我走进了陕南村他们宁静的家。

　　尽管王丹风比我年长不少，见面时我没称她“王大姐”，却称呼她为“丹凤”——我这么称呼不是对她不敬。王丹凤原名王玉凤，青年时代投身电影艺术之后改名“王丹凤”，希望像丹凤朝阳一样永远为观众奉献艺术。丹凤与周璇同代，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在上海滩声誉鹊起。现在，文艺界组的委员都叫她“丹凤”，昵称中充溢着一种亲情，更是对她艺术理想的高度尊重。所以，我这个“小社员”当然也就“随大流”了。

　　银幕下的丹凤朴素、平易，毫无大明星的架子。我一落座，她就关切地询问码头装卸作业的情况，问我露天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冬天上夜班是不是很冷，像慈母一样叮嘱我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

　　聊了一会儿，丹风切入正题，说今天请我来是因为最近要参加一个中秋晚会，需要准备一个节目。过去，她在各种场合经常演唱的保留节目，是《护士日记》的插曲、脍炙人口的《小燕子》，这次她想要朗诵一首诗，于是想请我为她创作一首。

　　“勿好意思，叫侬帮忙，要辛苦侬了！”丹凤偶尔用酥软的沪语道白显得格外亲切。 

　　我当即与丹凤、柳先生一起议论创作题材。柳先生是著名摄影家，丹凤许多流传于世的玉照都出自他手。

　　我提议就以小燕子为题材写首抒情诗，并阐述了创作的立意与构思。

　　王丹凤1948年离开上海，在香港拍摄了《锦绣天堂》《海外寻夫》《无语问苍天》《琼楼恨》等十几部电影，社会美誉度很高。1949年新中国诞生，她毫不犹豫回到上海，恋眷故土，绝不“见异思迁”。回国以后，她孜孜不倦为塑造一个个崭新的银幕形象勤奋工作，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托燕言志，借燕抒情，由“小燕子”丹凤来完成这个表达，应该是很适合、很独特的。

　　一星期之后，我把拙作送到陕南村。诗歌标题为《啊！小燕子》，比电影插曲《小燕子》只多一个字、一个感叹号，不尽的意味就在这一字的感叹之中。

　　诗作结尾这样写道：

　　“啊！凌空展翅，播撒情思

　　那天空中的彩虹

　　是歌唱你的彩色线谱

　　更是你留给人间的绚丽生命交响史诗

　　昨天夜里，我做梦了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燕子……”

　　我忘情地读完拙作，丹凤与柳先生异口同声说“蛮好格”、“蛮好格”，就这样一稿通过。

　　就是这次机会，我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副产品”。丹凤接过我的诗作后，神秘地告诉我，她与30年前的自己“团圆了”。说着，她拿出一叠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的丹凤婀娜多姿，青春飞扬。这叠照片一共9张，原来珍藏在台北的一幢别墅之中，收藏者是杜月笙之妻姚玉兰（即姚谷香）。1977年底，姚玉兰逝世。友人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她心爱的影集里夹着9张丹凤在香港的生活照片。之后，姚玉兰的亲友把这些照片辗转送到了丹凤的手上。

　　当时，海峡两岸尚处于“不相往来”的状态，而与丹凤年轻时一起从影的好姐妹卢碧云、周蔓华、欧阳莎菲当时都在台湾地区生活。这叠来自台湾的照片，引起丹凤对银幕姐妹的无限思念与期盼两岸统一的渴望。

　　回到家里，夜不能寐，连夜写下《一叠来自台湾的照片》。一星期后，发表在《文汇报》上。

　　{4}何占豪“故事连播”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赢得中国平民百姓的赞誉。以前听说此曲出自当年两位大学生之手，惊奇之余一直心存疑惑，大学生又不是专业作曲家，怎么会写出如此传世之作？因此，借着与何占豪在政协同组同桌之机，我很想揭开这个谜底。

　　何占豪比我年长十多岁，在开小组会时我们总是靠近落座。会议期间，他天天穿一件呢制中山装，风纪扣紧扣，一幅样子很严肃，但他其实很幽默，一口杭州官腔，听起来有点像越剧的唸白，蛮好听的。

　　五届一次会议从22日开始，31日结束。每天上午11点半休会，下午2点继续会议。午休时分，我与何占豪便在会议室闲聊。阳光透过花格玻璃洒进室内，暖意盎然。在这里，何占豪慢慢向我讲述了《梁祝》协奏曲诞生的全过程。每天中午讲一段，像是电台的“小说连播”。而他的“人生故事连播”也是那样引人入胜。

　　后来，每年一次的政协大会，我都是他的“故事连播”的忠实听众。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有什么事也会打电话召我到他家，听他继续“连播”，我们之间情同兄弟。

　　就因这“近水楼台”之利，后来我写下《春风拂面彩蝶飞》《化蝶》等长篇文章，向世人介绍了“梁祝的故事”。

　　我与何占豪也经常探讨一些社会的艺术倾向，有时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他从不介意。这几年，我时常请他参加我策划的一些活动，请他向更多的人传播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创新精神。每到一处，他的演讲总是那样激动人心。

　　去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按他的电话约请，到衡山路上“10号名邸”参加他的家宴。走进大厅，有点吃惊，七八桌团团围绕，不少名家在座。家宴为何排场这样大？他通知我的时候，只说是“儿子从美国回来聚一聚”的呀。

　　晚宴很热闹。他儿子向来宾表演了小提琴独奏，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孙女跳起了芭蕾。何占豪的妻子小张是晚宴的主持人，她宣布了开奖规则，几乎全场近百号人个个有奖，皆大欢喜。

　　最后轮到何占豪发言的时候才“真相大白”。原来家宴是他八十大寿庆生。他要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导师、朋友深深致谢。他说：“我何占豪有今天，都是各位师长、亲朋好友相助，没有大家，就不会有我今天。我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长寿！”

　　寿星向来宾送礼、致谢、祝福，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寿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杰作”。因他们夫妻俩事前对所有来宾保密，所以现场不见鲜花、花篮与客人的馈赠。

　　我深切感谢政协赐予我一个码头工人一片新的天地。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大家，他们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给予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政协的委员朋友们肝胆相照，在政协的日子里，我的心一直像天空般晴朗。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先后离世，唯有我家珍藏的近十本访问记录，还能“听”到他们的振聋发聩的议论风生。我将永远怀念他们，怀念我在政协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