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筑于19世纪60年代，是租界当局筑的通往“八仙桥外国公墓”（相当于今淮海公园）的小道，没有注册的路名，俗称 “坟山路”，侨民则称之Cemetery Road或Rue du Cimetiere。1900年，今重庆路以东的淮海中路被划进法租界，于是被公董局以法国驻沪领事宝昌（P.Brunat）之名命名为宝昌路。1914年法租界扩张成功，宝昌路全部被划入法租界，而就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法军西线总司令霞飞（Joffre）在马恩河击溃西进的德军，法租界又将宝昌路重新命名为霞飞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霞飞路就是上海法租界的“大马路 ”。

　　今淮海中路358弄叫“尚贤坊”，而在此之前这里则是一个叫“尚贤堂”的宗教性社会文化机构。清末民初，上海的一些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可惜知之者不多。

　　壹——李佳白与尚贤堂

　　李佳白（Gillbert Reid，1857-1927）是美国传教士，出身于美国纽约的牧师家庭，从小就学习汉语，对中国的孔子和儒学怀有兴趣。1882年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派遣来华，经上海赴山东传教，于是他有机会到曲阜观瞻了孔庙。他在《上中朝政府书》中讲，他“登其堂而瞻仰圣容”，感到孔子是一位圣人，“巍然在上，无限景仰”，并认为“孔教之精深博大，实汪汪无涯，而其理又至中庸平实，浅浅易见”。于是他潜心攻读、研究“四书五经”，把西方的《圣经》与中国的经学作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孔子是东方的圣人，耶酥是西方的圣人，只有把东西方的圣人叠加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耶稣的福音，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之“孔子加耶酥”。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传教士认为是“异端”，还遭到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严厉批评和训斥，李佳白一气之下干脆脱离了教会，而他的“孔子加耶稣”的理论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吏的接受和欢迎，同样也受到急于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美国政府支持，使他有捷径和机会游走于大清的上流社会。

　　1894年李佳白作为独立传教人身份去北京，通过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介绍结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一批高层人士，并从此“日出入王公大臣及翰林、御史之门”。在维新变法时期，他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探本穷源论》《改正急便条议》《新命论》等赞颂中国推行变法的文章，并主张“中国应以儒家立国”“宜请西国大有名声的中外信服人士”来协助中国治国。这些观点与君主立宪派一致，使李佳白的名声大振。

　　1897年2月，在美国、英国驻华公使以及李鸿章、翁同龢等大吏的支持和资助下，以李佳白任院长的China International Instintute（中国国际学会）在北京成立，该机构宗旨是“礼服之典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即“崇尚贤士以治国”，中文名为尚贤堂。尚贤堂的会员以清廷达官和社会名流为主，并力图将尚贤堂办成中外上层人士的高级学术团体，1897年6月出版中文版《尚贤堂月报》（从第三期改名《新学月报》）对推动维新变法有一定的作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尚贤堂被迫中止活动，《尚贤堂月报》也终刊。李佳白也只得离开北京，回美国继续为发展尚贤堂募款。当他从美国募得巨款回到北京时，又遇上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北京的尚贤堂被义和团烧毁了，这位被慈禧训斥为“洋鬼子”的李佳白无法在北京呆下去了，于是他又携巨款来到了上海。

　　贰——北京尚贤堂迁到上海

　　义和团运动犹如燃烧刨花的一蓬火，瞬时起又瞬时灭。1903年，当义和团的影响消除后，李佳白又得到各国驻沪领事的支持，在上海重起炉灶恢复尚贤堂，这次他吸取了在北京的教训，聘请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任董事，请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出任董事长，并以“尚贤堂有限公司”的名义向香港注册。尚贤堂成了一家向香港注册的外资公司，清廷就不敢胡来了。同年，李佳白就以3万两银子的价格购进了法租界新界宝昌路的一块15亩土地开始上海尚贤堂的规划和建设，中外商人合捐了8000两建造了一幢讲学堂，定期不定期地邀请中外名士到这里讲课，吸引众多的知识分子到这里听课。1906年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尚贤堂》中讲：

　　中西演讲尚贤堂，佳白先生教法良。

　　沪上仕商皆可听，讲谈时政共参详。

　　尚贤堂是上海最早提供演讲的公共场所，当时人对其评价不低。次年，一位纽约的商人也捐资7000两在这里建了一幢教育楼，主要用于外语教育，李佳白提倡“孔子加耶稣”理论，所以到尚贤堂听课、学习者“不必是基督教徒，也无须做宗教礼拜”，所以到这里学习外语的人也很多，这对提高上海人的外语水平和认识世界作用不小。李佳白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清末，上海的城里郊外分散有许多的牌坊和牌楼，而当时上海为改善城市交通，许多牌楼已经被拆，余下的即将被拆，于是李佳白就将一座将拆的牌楼移建到尚贤堂内，飘扬的万国旗与中国的牌相得益彰，相映相辉，不失为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尚贤堂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李佳白在美国的募捐（包括美国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来自上海绅商的捐款，为减轻经济困难，尚贤堂则将部分空房出租给侨民在上海的各种club，所以尚贤堂也曾是各种社会团体最集中的地方。

　　李佳白在上海的成就不小，但从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以“尊孔”为宗旨的尚贤堂的地位就逐渐下降，1915年李佳白和尚贤堂又参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次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病死，尚贤堂声名狼藉而被迫关闭。1921年，李佳白再次到北京，希望重振尚贤堂在北京的事业，而北京的“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仍方兴未艾，于是只得重返上海。1927年9月，李佳白在上海逝世。

　　叁——尚贤堂的社会活动

　　尚贤堂占地相当于今淮海中路、马当路、金陵中路、黄陂南路一圈，占地15亩，北面是两幢三层的大楼，而南面则是占地近10亩的花园，有足够的场地和空间举办各种大型的社交活动，尚贤堂是一家文化性的有限公司，可出租场地，于是这里也举办过不少大型社交活动。

　　1894年中国与美国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实际上是限制华人赴美的条约，有效期10年。1904年，条约有效期到期，美国决定继续延长条约有效期，于是以上海为中心，全国爆发“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对华的实业、商业遭巨大损失，美国贸易受到重创。1910年，以普慈（Willis H. Booth）为团长的美国实业团一行23人访问上海，上海商务总会在张园宴请美国代表团，而美国代表团也假座尚贤堂回请上海商务总会。

　　1909年6月，美国驻沪总领事田夏礼（Jr.Charles Denby）卸任回国，鉴于他在任期内促成了次年美国实业团的访华活动，于修复中美关系上的作用，上海道台也假座尚贤堂举办欢送田夏礼夫妇酒会，应邀的侨民大多携带眷属，而中国礼制是不带女眷出场的，为应付这一尴尬场面，上海道署破例邀请“长三堂子”的妓女出场执行作陪，也成为上海滩一大韵事。

　　1916年5月18日，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英士）在法租界萨坡赛路（淡水路）14号寓所遇刺，举国震惊。孙中山、黄兴、李平书、虞洽卿等63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表讣告：“兹谨订于八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时起六时止追悼陈英士先生及癸丑以来殉国诸烈士于法租界霞飞路之尚贤堂。”8月13日追悼会如期举行，孙中山先生因胃病复发不能到场，黄兴主持追悼会，杨济沧宣读孙中山领衔的《祭英士及癸丑以来殉国烈士文》。据报道，当天“会场四周内外，满悬挽联，白帜飘扬，其数不下千副”“中西男女来宾约计三四千人”。这应该是民国时期最隆重的追悼会之一，应有照片留下，可惜至今尚无发现。

　　肆——从尚贤堂到尚贤坊

　　“五四运动”后，上海尚贤堂的活动基本中止，房产一度出租给南洋路矿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为校舍，上世纪40年代由南洋医院租用，地址为金陵西路55号，1957年南洋医院迁重庆南路182号，1965年更名为卢湾区中心医院。南洋医院迁出后，尚贤堂旧址改建为嵩山饭店，上世纪80年代时拆除。而原尚贤堂的占地近10亩的草坪于1924年转入某房地产商名下，被建为石库门里弄住宅，就取名“尚贤坊”建筑的外立面呈被简化的巴洛克风格，在上海众多的石库门住宅中别具风格，并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尚贤坊是地处闹市的旧房子，似乎应该将其改建为公寓式的旅店更为合适。

　　李佳白逝世后，上海尚贤堂由他的儿子李约翰（Jhon G.Reid）惨淡经营，会所就设在他自己在“哥伦比亚圈”（Columbia Circle，即今新华路的新华花苑）的私宅里，偶尔也假座博物院路（今虎丘路20号）的亚洲文会大楼召开稍大型的报告会，当然，原尚贤堂的气数已尽，尚贤堂只能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中国问题研究团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约翰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的研究员，原尚贤堂的大量藏书转入亚洲文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9年后随亚洲文会的图书被中国政府接管，现藏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