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记者就“剩宴”问题采访袁隆平院士。袁隆平痛心地说：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我们辛辛苦苦钻研来增加产量，我们的水稻产量，每亩提高五斤十斤都是很不容易的；产量提高了，却被浪费掉了!袁隆平性格开朗，话语诙谐，我从没看到他那样神色凝重。他还说起，好多宴会，经常十几二十种菜，每一样蜻蜓点水，只吃一点点就倒了。他提议要对餐桌上的浪费罚款。

　　想起十年前的一件尴尬事。学校校庆，头头们忙于陪更大的头头，请我去宾馆招待来宾用餐，席上有袁隆平等五位院士，还有三位外宾，都是老派人。看到菜接二连三地端上来，没吃完又一一撤下去，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我代人受过，也说不清。

　　去年五月，和同事去长沙访问袁隆平。82岁的袁隆平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晤谈后安排我们到招待所休息，说等他出席一个会后，请我们吃晚饭。两小时后他回来，带我们到餐厅，上的是湖南家常菜，唯一特别的，有一瓶农科院研制的“糯高粱酒”。袁隆平说，市面上没卖的，极好吃，可惜我们都不能饮，他也不沾。说是共进晚餐，其实他没动筷子，只喝了一小碗鱼汤。问他，说是只在家吃太太煮的饭，从不在外面吃晚饭的，不破例了，陪大家说说话。那天谈得比较尽兴，说到杂交水稻生产的北限，说到“超级稻”的最新进展，也说到“18亿亩”，——我也终于知道，那个18亿亩包括相当比例的低产田。

　　农业发展仍有潜力，但都得靠辛苦去换取。说起种水稻，真是艰难，没种过田的人根本不懂。从春天做秧田开始，就得赤脚，秧田的水还很冷；秧，是一根一根地插下去的，插完，腰都直不起来了；三伏天，却盼着再湿热些，水稻要“发棵”；起早睡晚地侍候庄稼，就盼望风调雨顺……我说起江南人的精耕细作，说起陈永康的“老来青”，袁隆平感慨不已，说，苏南当时能亩产八九百斤，不得了哇，全靠人力啊；不搞农业的人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亩产多个一百斤，难得不得了，怎么可能“放卫星”！1974年，我插队的公社开始种袁隆平研发的杂交稻，那时米的口感并不好，但产量高出一二百斤，能吃饱肚子。杂交米变得好吃，也才十来年，全靠袁隆平这样的人呕心沥血。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有些品种的产量到了极限，的确如袁隆平所言，增产个五斤十斤，也是开心的事。然而，如今学校食堂学生倒饭，餐馆倒鸡鸭鱼肉，真的让用心血培育良种的袁隆平们痛心。

　　袁隆平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家境优裕，因为热爱，选择农学。1958年大浮夸之际，不为所动，只想尊重科学规律，改良品种，增加产量，一心一意，让农民能吃饱饭。袁隆平说起大饥荒时，目睹河岸路边饿殍的情景，举座怃然。

　　奋斗半个多世纪，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湖南杂交水稻中心，看到不少在这里接受培训的非洲技术人员，不禁想起遥远的非洲大地，想起新闻图片上那些瘦骨嶙峋的饥民，伤感不已。

　　我的同事习惯都比较好，既不挑食，出于礼貌，也勉力加餐，那桌饭好像只剩下半盘菜，袁隆平的秘书说：“袁老师，这个我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