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也贪小便宜。有一次去苏州，在观前街上走，看见一个女孩子卖桔子，我问她：“桔子多少钱一斤？”她说：“五角一斤。”我说：“你们苏州人现在也不学好了，上海都是两块钱三斤，你为什么卖五角一斤？”女孩子看着我，不说话。我说：“你也两块钱三斤吧，帮我称三斤。”女孩子就帮我称了三斤，我吃着走路，心里得意，觉得合算了。 

　　我毕竟不是白痴，吃掉了两个桔子，加减乘除的能力恢复了，直骂自己十三点，五角钱一斤不买，偏要人家卖两块钱三斤，十三点透顶！

　　我不好意思立刻转回去，让女孩子看见这个十三点又回来了。瞎兜了一会儿，才慢慢往回走。女孩子仍旧在那儿，我朝她笑笑，说：“你这个小姑娘也不大好，明明晓得是我错了，也不指出。”女孩子说：“是你自己讲的要两块钱三斤。”她拿出五角钱还我，我说：“不要不要，是我自己搞不清楚，活该！”我没有收回五角钱，假装笑得很无所谓，但油然明白，贪小便宜，数学基础还是要好，可我的数学退步了很多！

　　有的时候我也喜欢“无理取闹”。最正宗的一次是那回在饭店吃饭。那是八十年代。走进人民路上的一个饭店吃饭，点了两个菜一个汤，结账的时候，钱比我自己算的多了四元钱。我心想是不是我的数学又退了步？可是再算，还是多了四元钱。我对服务员说：“你们多算了四元钱。”她说：“四元钱是台布费。”我脑子一轰。不是四元钱让我脑子一轰，而是台布费让我一轰。吃过很好的饭店，也吃过不是很好的饭店，从来没有听说过台布费。我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台布费！”她说：“这是我们饭店的规定，请你能配合我们。”我说：“我不配合，请你们经理来。”

　　经理来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和你说话时很有礼貌的经理。他有礼貌具体表现在他是这样说话的：“请问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嘿，先生说话很有幽默感。”他说我有幽默感是因为我很坚决，很雄辩，很壮烈地提出，如果要付台布费，那么请你们先收桌子费、椅子费，接着你们必须收饭碗费、盘子费、筷子费、调羹费，接着还应当收扫帚费、拖把费，因为你们不可能不扫地，不拖地板，再接着你们必须收房子费，收房子费第一就要收大门费。我说你们去算一算，总共多少钱，我一起付。

　　我说得口若悬河，眼睛也不眨，于是他笑眯眯地说我有幽默感。

　　我谦虚地说，我没有幽默感，我现在只有生气！

　　他说：“这是我们的规定，请先生你配合我们。”

　　我说：“你们有这个规定，应该事先告诉我们。”

　　他指着一面的墙上，说：“我们的规定在墙上贴着。”

　　我哑口无言。因为我没有想到，进来的时候，应该先看看墙上有没有贴着要收台布费的规定。

　　但是这时我猛然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桌上的台布有一个像现在的一元钱硬币大小的洞，我说：“难道台布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洞，和没有这么大的洞，收费应该是一样的吗？”我希望打折！

　　最后我如数地付了钱，也如数地明白，面对一个很有礼貌笑嘻嘻的无赖规定，你再有逻辑，你最后还是壮烈不了的。 

　　我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走后门。

　　我具体要说的是买一张从上海到汉口去的二等舱船票，我要去出差。我从小就跟着外祖母乘上海到汉口的轮船，无比喜欢乘江轮的感觉。外祖母都是带我乘三等舱，那已经很好了，可我知道江轮上最高级的是二等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等舱，所以现在我要乘二等舱！

　　我立刻想的是，要找个关系，否则二等舱是买不到的。那是九十年代初，我是副教授。

　　我找到的关系是我的学生，他在电台的交通台，他给了我一张码头领导写的条子，于是我就一脸浅薄相地到十六铺码头去买票了。上了二楼，一支长长的队伍挡在面前。一问，手里都是有条子的，都买二等舱。我心里那股浅薄的心情立即荡落了不少。

　　队伍慢慢移动。我看见大厅里别的窗口前都没有人。我心里奇怪地动了一下，对后面的人说：“我过去看看，马上过来。”我走到一个窗口前，小心翼翼地问：“这儿卖票吗？”“卖的。”“只可以买三等四等的吗？”“全部都可以。”“二等呢？”“卖的！”“不要证明吗？”“只要有钱！”

　　我拿着票经过那支浅薄相的队伍，很想告诉他们，排个屁的队伍啊，每个窗口都可以买的，只要钱！可是我还是闭住了嘴，管自己走了。让他们去排，让他们在后门里慢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