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连绵的风，连绵的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弄得人七魂掉了六魄。

　　一张橡木桌子，就是一个书房。一坨一坨的，是书籍和画报。在纸和纸的空隙处，点缀着烛光和小食。台灯下，一个小盏，几片浅浅的花瓣儿，不谙世事地漂着，安静的如同婴儿的呼吸。

　　——极乐净土大约是在午夜的吧。这样想着，服务生端来了咖啡，还有一个青苹果。刷刷的雨，落在屋顶玻璃上。又有客人进来，褐色呢制大衣，南美人的肤色，肩头有雨滴子。他要了一杯马提尼，整个身体埋进沙发里，一口酒分成两口喝，分明在拖延时间，等待雨停。

　　听雨。阅读贝克特的《马龙之死》。这本书放在包里许久了，一直不曾读完，因为翻译实在粗糙。

　　一道亮光，中断了阅读。抬起头，分明有一朵花儿，柔软地覆盖了雨丝——是焰火——农历初四的焰火——无须春风，无须春雨，宛如樱花，纵横四开，绽放天空，又兜头兜脑，劈落下来，消失在影影绰绰的楼宇间、树梢上。这是人们对财富的祈求，对财富的渴望。

　　隔着太厚的玻璃，仿佛在看一场无声的电影，灿烂辉煌，又无比寂静。

　　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烟花远去，只剩得几声固执的炮竹，稀疏而清亮。

　　舞会结束了，天幕降下了厚厚的紫绸帷幕，街巷空无一人，湿淋淋的路面上，洒满了盛宴以后的碎片。

　　旅人的家，就是一张可以把身体摆放成一个“人”字的床。

　　电梯上，晕晕的脚灯，照在鞋面上，错觉里，是舞会狂欢后意兴阑珊的归来。

　　狭长的走廊，低垂的天花板，恍惚闯入了德国天才导演法斯宾德的电影片场。法斯宾德习惯使用这样的镜头表达压抑和不安。一条成语出现在廊壁的镜框里——“见怪不怪”，配合成语，一幅涂鸦画，直愣愣地推到了眼前，狡黠而又充满善意，解构和重构了旅人的心绪。于是，我把方才没来得及说出来的压抑留在了唇齿之间。

　　开门的时候，看见一只飞翔的鸟儿剪纸贴在门铃处。本以为今夜已无戏码，岂料，一按开关，室内的灯光意向纷呈，生旦净末丑，赤橙黄绿蓝，次第粉墨登场。床头的一面墙，拦腰里，布艺包裹出一幅版画，密密匝匝，有麒麟、十六瓣菊花，也有盛唐时的寺庙庭院——置身在一个用细节讲故事的迷宫里，一不留神，跌入写实和非现实、逻辑和非逻辑、传统和颠覆的二律背反之中，眩晕茫然，不知身在何处。

　　横竖是睡不着了，索性叫了一碗馄饨面，一份法式火腿三明治。

　　把餐桌推到落地窗前。转角的玻璃幕墙，如同两个臂弯，一手挽住了法国梧桐的淮海路，一手拥揽了新天地的半壁江山；不远处的橱窗，已经把老气的咖啡色换成了盎然的翠绿。

　　中学时代，经常骑着自行车，呼朋唤友，勾肩搭背，一起到太平桥吃豆腐花和油豆腐线粉汤。后来，太平桥街区被改造成了新天地。

　　孤岛时期，女作家苏青住在这里。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与张爱玲的《小团圆》一样，具有强大的自传性和现实性。苏青比张爱玲更早地清算了自己。

　　苏青的丈夫与邻居徐訏的妻子赵濂越出了婚姻的边界。赵濂跑来对苏青说：“我怀孕了，徐訏走了。”

　　苏青决定离婚。自食其力，依仗着稿费，苏青买下了自忠路244弄7号，一栋石库门。

　　1982年12月，苏青口吐鲜血，踏上了黄泉路。她的楼，拆了，成为新天地的一部分，也种了杨柳。有风的日子里，柳枝飘啊飘，如思念的旗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