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杰作《史记》，堪称史学之经典、史家之绝唱，自汉以来，治史者无不奉为圭臬。汉以来历代评论《史记》者尤夥，而以明代学者何良俊的评论最为识见超卓，鲜明警拔，剀切中理。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之五《史一》中评论说：“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土（有封地）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其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史记》的复本）在人间，实不为过。”

　　有人认为司马迁对孔子不甚了解，不应为孔子立世家。理由是：“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论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有封地的公侯）并。”何良俊则认为：“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预料）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何良俊对《史记》的评论，“举宏纲而撮机要”，“足以垂世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