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一带，时常可以见到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穿旧西服或皮夹克、有时戴鸭舌帽的外国男青年（也有女性，但好像不多）。那时上海的外国人不多，而他们多是人称“白俄”的流亡者。

　　这些白俄青年一眼看去，就与当时的苏联人不同——虽然同祖同宗。区别主要不在服饰，而在于气质神态。他们和家人这么多年来在异国他乡过着穷困、漂泊、没有保障的生活，即便长相轩昂，气度上也不免欠缺。

　　那样的日子里，我与白俄和苏联人都曾有过一些直接间接的接触，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差别。刚刚解放的中国，掀起了一阵学俄语的热潮。教我们俄语的年轻女教师叫玛莎。她父亲迪利济也夫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应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玛莎和母亲、妹妹也一起来到上海。她身材高挑，一头浅棕色短发，端正的脸上有着淡淡的雀斑。

　　玛莎热情直率，自豪地说自己是标准的莫斯科发音。她不会中文，只用俄语授课，我们学员则根据教科书上的中俄文字对照着学习。有时玛莎想对某些重点作解释，或者想跟学生做些交流，就连比划带说，眼睛里闪烁着急切。但刚刚开始学俄文的我们，词汇量有限，不能理解和沟通的时候很多。她只得耸耸肩叹口气，摇着头尴尬地笑。

　　后来她教我们唱俄文歌、朗诵短诗。玛莎身上既有着没有消退的孩子气，也有着少女的浪漫。课余，她用我们还半生不熟的语汇告诉大家，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工程师，她可能很快会回去完婚。

　　记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往常开始上课的时间到了，却见玛莎满脸泪痕，步履踉跄地跑进教室，捶着胸哭诉：“斯大林同志，他，他去世了……”然后抽泣着摆摆手，跟大家说，今天的课不上了。

　　以后一段日子，她没有再来。第二个学期换了位俄语老师，听说玛莎回莫斯科去了。

　　而我接触过的一位教芭蕾的女教师尼娜，是白俄。她大约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一头漂亮的浅黄色金发总用白色亚麻手绢随意地束在脑后，那双沉静的蓝灰色眼睛里好像有着化不开的忧郁，几乎很少与我们目光接触。平时和上课时，她都很少说话，只是发出动作指令和数节拍。

　　每次，她都准时进教室，径直走到钢琴边的座椅坐下，换好舞蹈鞋，就开始上课，非常认真地教动作和纠正动作。我很喜欢看尼娜把所教动作连贯起来做示范，一气呵成的舞姿优美流畅；而且在这一瞬间，她的蓝灰色眼睛会忽然明亮起来，闪现难得一见的生动。

　　她的钢琴伴奏，是个头发稀疏而略带鬈曲、鼻尖微微发红的老头，好像他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开过口，不知道他发出的声音，会是什么样的音色。他也总是径直走向钢琴，熟练地拉出琴凳坐下，打开琴盖，把带来的乐谱翻开放好，接着，双手放在琴键上，在开课前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闭目养神。

　　我注意到，每当伴奏间隙，他就会不失时机地从旧西服内袋掏出个方方扁扁的酒瓶，仰头喝上一口，再放回衣袋，之后半闭着眼睛继续弹奏。他为舞蹈伴奏的每支曲子都非常娴熟准确，就像一本陈旧泛黄，然而每小节的音符都校对得很准确的破旧的老乐谱。

　　这两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意开启与人交流的门扉。他们生动的灵魂留在了门扉之内，我们见到的只是为谋生而奔走的躯壳。

　　不过在一次学习汇报联欢会上，玛莎带头起哄，一定要尼娜唱支歌。望望这个平时多一个字都不说的人，我实在怀疑：她肯唱吗？果然，尼娜脸红了，使劲摇头。爱热闹的玛莎坚持着，大家阵阵的掌声催促着，尼娜终于拗不过去。由于她向来太沉默，刚才的相持又营造了足够的气氛，对她的歌声我格外期待。

　　打动我的，并不是她的音色和歌唱技巧。但见她缓缓起立，微俯着头；当在钢琴的引曲之后再抬起头，尼娜的目光已经飘得很远，满眼深深的伤痛和迷茫。她的声音单薄，但是纯净。以我们有限的俄文，听不懂歌词，只凭直觉感受到，她在唱着一直埋藏心灵深处的怆痛。一曲终了，尼娜眼里滚动着泪水……音乐是人类一种相通的心语，我们被深深打动。玛莎当然听懂了，明显有些黯然，轻轻地叹了口气。

　　事后，玛莎告诉我们尼娜很难得地向她吐露的一点身世：尼娜幼时随父母逃亡出来，也曾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艺术品位；但父母去世后，她四处飘零，后来落脚上海，先在一些舞厅里表演些舞蹈节目，如今在一些学校教芭蕾，生活很不稳定。她丈夫也是个流亡的白俄，往返于上海和海参崴之间做皮货生意，脾气暴戾，喝了酒还会打她。尼娜没有孩子，日子过得很忧伤。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玛莎，跟她是两个“阶级”，但作为“人”，善良的玛莎理解和同情她。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听说尼娜随丈夫去了澳大利亚——滞留上海的白俄们，那时都先后被通知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