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为何挂上“中心”“工作站”等27块牌子？

　　“牌满为患”

　　来到明秀北社区门口，白底黑字、规格统一的27块小牌子“扑面而来”。牌子内容五花八门，既有社区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党员服务站、劳动保障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官方”色彩浓厚的，又有绿色网吧等“民间”性质的。

　　“这些牌子都是‘责任牌’，不是‘权力牌’。”邱成说，这些林林总总的牌子，恰好反映出社区工作的繁重。“现在社区工作包罗万象，从‘婆婆妈妈’到国计民生，可谓无所不包。”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随着牌子越来越多，邱成的工作量也与日俱增。

　　邱成的苦恼，政府并非不知晓。

　　“我们民政部门负责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台子一搭好，其他职能部门以‘工作进社区’为名纷至沓来，哐哐哐，钉个牌，就‘占了阵地’。”西乡塘区民政局副局长陆仁伟说，“我去社区调研，发现好多社区都‘牌满为患’，门口挂满了，就挂墙上，最后几面墙都不够用了。”而27块的数量也不是“最牛”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深圳龙岗区南岭村社区主任张育彪就晒过其社区有43块牌匾。

　　“无限责任公司”

　　“职能部门把工作任务一级压给下一级，压到社区就到底了，什么事都得扛。社区本是服务居民的自治组织，现在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各级行政职能部门把很多社区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压给了社区。”陆仁伟说，“可以说，社区八九成时间都被各式各样的行政工作占用，严重挤占了社区工作人员服务居民的时间。”

　　更令人着急的是，上级职能部门把“使唤”社区视为“理所当然”。一次，陆仁伟找相关领导反映社区“泛行政化”的问题，结果换来领导不耐烦的一句：“社区领着政府的钱，不替政府办事，替谁办？”

　　邱成介绍，明秀北社区成立于2006年，辖区居民7900多人，其中流动人口700多人。“社区只有12个工作人员，既要承担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又要服务这么多居民，压力可想而知。”

　　邱成直言社区成了“无限责任公司”。职能部门将工作压给社区，但并没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社区工作经费早些年一年才几千元，现在涨到每年3万。但除去办公耗材、水电费、网费、电话费等，再开展什么社区活动就捉襟见肘了。活动少，居委会的凝聚力、动员力就低。”邱成说。

　　“三苦”“三怕”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社区工作者有“三苦”、“三怕”。

　　所谓“三苦”，一苦待遇低；二苦没身份，不是公务员，也没事业编制；三苦委屈多，社区辖区里的机关单位、国有企业，知道社区“没级没别”，不放在眼里；辖区居民、商户也不尽是通情达理的。任务完成不好，还要被上级机关批评，两头受气。

　　至于“三怕”，一怕搞检查。几天几夜加班加点，就为了领导10多分钟的“莅临指导”；第二怕做台账。”社区“承接”的上级职能部门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台账“见成效”；三怕当“会托”。“这个启动、那个开工，都要通知社区派人参加，说白了就是凑人数。”有社区工作者抱怨。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教授谢金甫认为建议：建立行政事务进社区申报准入制度：政府职能部门要“跨脚”进社区，必须经过批准，而审批机构要有社区代表参加。陆仁伟建议：一方面要比照村干部或大学生“村官”待遇水平，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和报酬，从而加大对优秀人才、年轻干部的吸引力。同时，要积极探索社区行政、服务两责分离，将社区服务推向专业化、标准化。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