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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6日 星期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怎样转型才能斩断“毒根”
曹刚 张龙
■博社村的小学里,孩子们在到处是污水的操场跑跳,污水横流是多年制毒后遗症
  本报记者  曹刚  文  张龙  摄

  如果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能取代制毒的正当产业,那么受利益驱使,制贩毒品可能随时死灰复燃。只有尽快找到一条真正合法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才能彻底斩断“毒根”。 

  村委会相关负责人称,下阶段将重点在渔业和农业方面帮扶,引导博社村早日重回正轨。然而,“冰毒村”要依靠农、林、渔等产业转型重生,面临重重困境。 

  不少村民靠劳动致富 

  在孝友堂,60岁的蔡文标向记者诉苦:“村里人心惶惶,我和老伴都吓得不轻。”扫毒行动余波未了,大量警力留守。为了彻底清理制毒贩毒残余势力,对全村实行地毯式搜查。“家里被搜了3遍,我没碰过冰毒,不担心,但看到那么多警察,多少有点害怕。” 

  早些年,蔡文标打过多份工。“做肥料批发生意、烤酒、喂猪,攒了些辛苦钱。”前年,他拿出六七十万元积蓄,造了一幢三层新楼。“潮汕人勤劳,会做生意,村里像我这样靠劳动致富的,还有不少。不能看见一栋新房,就断定是做冰毒换来的。” 

  最忙碌时,他养了30多头猪,月入四五千元。2012年,数量缩减到20头以下。去年,周边空地建起了新楼,他担心臭味影响邻居,主动放弃老本行。“年纪大了,在家享享福吧。” 

  扫毒新闻迅速传遍全国,长子第一时间从深圳打电话给老蔡,怕村里乱,劝他快搬过去。蔡文标坚决不同意,因为“这里有祠堂,每天可以找老兄弟打牌聊天。搬去深圳肯定住不惯,一个人闷在家,太难受。” 

  早点打工远离毒品 

  蔡文标有8个子女,全都在外打工,足迹遍布珠三角多个城市。30岁的长子10年前最早离家,跟着老乡到深圳收废品,目前月入四五千元。小学校长蔡晓升说,全村多达上千人在深圳收废品。 

  生存状态相对封闭,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渠道,技能单一,许多乡村只能靠传统的集体动员方式组织就业,老乡找老乡,催生各种“专业村”。有的盛产包工头,有的专收废品,还有的选择输出罪恶———走私、制假、贩毒……离博社村不足30公里的碣石镇,就以走私摩托车闻名全国。 

  最小的女儿16岁,初二便辍学打工,老蔡对此并不意外,也没想过逼孩子继续学业。他说,村里人对子女成绩大多不强求。“小孩读不下去就早点出去打工,离开这个穷地方,虽然不舍得,但要生存,也没办法。我从小就教育他们,毒品害死人,千万不能沾。”村里读书环境不好,再加上穷,年轻人一般只读到初中,便早早出门谋生。既能自力更生,帮忙养家,又能远离家乡恶劣的生存环境,包括毒品。 

  资源贫乏子孙满堂 

  和蔡文标聊天时,突然被一个急促的声音打断,50岁的蔡伟忠主动加入讨论:“大海里都是黄金,还能在田里种黄金,要多少就种多少。再种一棵摇钱树,随便一摇,哗啦啦掉钱。”他语速飞快,明显带着情绪,在说反话。 

  对本村发展前景,蔡伟忠并不乐观,因为“资源贫乏”。“以前发现过铜、铁等矿产资源,但是早些年私采泛滥成灾,都被挖空了。”他说,渔业资源也日渐萎缩,附近海域最近几年都很难捕到鱼。 

  蔡伟忠有两儿两女,在村里的同龄人中,生4个孩子算少的。汕头是我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但相对而言,发展明显落后于深圳、珠海和厦门。潮汕人比较保守,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压力,迫使许多人到异地谋生,造就了他们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也形成了共同进退的抱团思想。潮商堪与晋商、徽商媲美,华人首富李嘉诚、腾讯掌舵人马化腾、曾经的国内首富黄光裕,都是潮汕人。 

  发电照明无水浇田 

  所有受访村民都提到,最令他们头痛的,是无休止的断电。 

  麻烦始于2008年。“那时村内制毒刚开始泛滥,农村电压本就不足,制毒耗电大,为了掩人耳目,许多毒贩选择偷电。”蔡晓升回忆,此后每况愈下,2012年停电三四个月,到了2013年,全村长达六七个月没电。 

  在互联网早已深入千家万户的今天,岭南海边居然还有乡村饱受断电困扰。 

  村里家家都买了发电机,价位从一两千元到上万元,无论烧汽油还是柴油,费用都高。“我家从晚上6点到半夜12点,起码烧油40元。主要为冰箱、电视和灯供电,空调开不起。”蔡伟忠说,功率大些的机器,每天要花100多元来发电。 

  扫毒行动后,供电设施迅速得到改善,“好几天没停电了。” 

  博社村靠海,咸水取之不尽,可淡水求之不得,再加上水利设施严重老化,无水灌溉,导致农田长期“饥渴”,大片荒芜。村委会计划从附近水库引水入村,缓解灌溉用水问题。 

  种荔枝成了主要生计,田间、路边、山坡上,随处可见翠绿的荔枝树。“我们这的荔枝全国闻名,基本每家都种。”蔡晓升家有60多棵荔枝树,每年收入近两万元。 

  生存至上难出怪圈 

  蔡伟忠坦言:“谁天生就是毒贩?与其在家穷死,不如冒一把险,马上改善家人生活。” 

  在一些村民看来,生存至上,制贩毒品谈不上罪恶。他们认为,没经历过断电、缺水,没尝过贫穷滋味,就无法体会他们的痛苦。饱受生存的焦灼,所以宁愿把法律和道德都扔在一边。制毒成本低,来钱快,诱惑难挡,宗族祖训也压不住膨胀的贪欲。 

  一名办案民警总结:“陆丰‘三甲地区’(甲西镇、甲子镇、甲东镇)近30年陷入怪圈:十年走私,十年造假币,十年制毒贩毒。”为什么走不出怪圈?因为找不到一条合法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 

  强调生存艰难,并非为罪恶辩护。但这确是事实,看似极端、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必有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根源上,与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导致的农村边缘化、空心化不无关系。 

  在博社村委会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将鼓励有能力的村民外出发展;同时积极发动外出乡贤回乡开办工厂,为当地多提供就业机会。 

  前半句无需鼓励,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外出打工仍是最好选择;而后半句,即便积极发动,也很难实现。 

  博社村面临的困境,和中国许许多多穷乡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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