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海上士大夫群体

　　1913年初春，吴昌硕举家从上海吴淞乔迁到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处新建的三上三下的新石库门里弄房。由此可见，吴昌硕1913年初春迁到吉庆里，实际上他已在上海定居了半年多后，在作了一定的经济准备、社会磨合和生活铺垫后，才在王一亭的帮助下，水到渠成地搬入新居的。在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初一他生日那天，老人自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为：“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

　　在观赏吴昌硕那些笔墨遒劲酣畅、气势郁勃豪迈的丹青翰墨时，经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藉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个人来讲具有命运转机的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向海派领袖的嬗变。而在这一年，中华民国成立。此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闲章，正折射出了这位老人面对历史转变所产生的心灵感应和笔墨反馈。

　　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就这样与1912年邂逅相逢。由于改朝换代，使当时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在社会性质、城市结构、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历史地看：正是1912年，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为此，是为“1912现象”。

　　辛亥革命对清朝的颠覆，使不少高官大吏名流失去了顶戴花翎，他们怀着“一士不仕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德，纷纷寓居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文明形态较为先进的城市。当时寓居上海的清末高官名流主要有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瞿鸿禨、陈夔龙、冯煦、朱祖谋、康有为、曾熙、张謇、袁树勋、刘承干、樊增祥、张元济等，海派大文化圈在辛亥年后的形成，海派书画润格在壬子年中的飙升，正是在这种综合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可以这样讲：海派书画的辉煌与成就，就是以1912年为起点的。

　　寓居上海的这批清末高官大吏名流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含金量，可谓是硕学鸿儒、大师精英。他们是大师中的大师，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来到上海，不仅是居住生活时空的转移，亦是社会身份的转换。从三叩九拜的旧臣子到直面市场、自食其力的新市民，从封建士大夫到润格售艺、鬻画卖字的从艺者。而此时，又正逢人艺俱老的吴昌硕定居上海，他们与吴昌硕均关系良好，时常雅兴联谊，挥毫泼墨、聚社结盟，缶翁从而成为这批封建士大夫书画家的领袖人物。

　　1912年3月由叶楚伧、柳亚子、李叔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研究文学美术”为宗旨的文美会，在该会的雅集中，吴昌硕就应邀出席。1912年5月27日上海《时报》刊：“题襟馆书画金石会在张园助赈志”：“昨日星期天放晴，张园会场游人颇众，题襟馆所陈列名人书画如吴昌硕、何诗孙、倪墨耕、黄山寿、赵子云、沈墨仙诸君均聚精会神之作。”从此则报道中可见吴昌硕自1911年12月初来上海，至1912年5月，在半年的时间中，已成为海派书画的重量级人物。而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1912年6月25日刊出了《金石书画共览会广告》：“战事初平，古物流出，多莘汇沪上，加以海内收藏大家，赏鉴巨子均以避地同处一隅，际此首夏清和，正宜雅集参观，墨缘同结。”而此时吴昌硕已与海上书画名流李瑞清、宣古愚、庞莱臣等人一起列入发起人名列。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上海不仅已具有艺术影响力，而且已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地位。而在吴昌硕日渐走红沪上的背影中，我们亦看到王一亭对其的尊重、推崇与支持。吴昌硕正是以其雄厚的实力、四绝的造诣及王一亭的辅佐，迅速在上海艺坛崛起。惟其如此，我们才明白吴昌硕何以日后以深情而谢忱的笔调诗赠王一亭谓：“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

　　是年桂子飘香、枫叶初红的10月，缶翁赴杭州游西湖，与西泠诸印友相聚，论印说艺，颇多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