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留下两封遗书。其一，《告社会书》，结尾连写两遍“人言可畏”。遗书之二，致唐季珊，中有“我很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我死后有灵，将永远保护你”等语。对这两封遗书，沈寂一直存有疑义。 

　　沈寂以为：阮玲玉虽是影界明星，但在三十年代社会地位并不高，不可能写《告社会书》。其二，唐季珊曾经在电影界同仁面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与张达民同样是阮玲玉的迫害者。阮虽软弱，但于此十分清醒，绝对不可能写下“我很对不起你”这样的遗言。所以，当年在香港，沈寂在与导演朱石麟、费穆和演员胡蝶、林楚楚等人交谈时，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阮玲玉为何自杀？她的“遗书”究竟是真是假？这些导演和演员都与阮玲玉有过亲密合作，熟知她的为人，认为按照唐季珊提供的那两封“遗书”，她没有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此，沈寂追踪了数十年，意在揭开这个谜。在沉寂半世纪后，当他为编写阮玲玉的电视资料片，再次查阅大量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阮玲玉去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面刊登了两封阮玲玉的遗书。沈寂研究后说，这才是真正的遗书。 

　　这两封遗书与阮玲玉的生活实际情况和心境完全吻合。遗书中说唐季珊“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联华电影公司经理黎民伟1934年1月30日的日记可以作为印证，他写道，这晚在杏花楼请客吃饭，唐季珊不知何故，竟当众殴打阮玲玉。自杀前的晚上，黎民伟为欢送一位美国友人，邀请许多导演演员参加宴会，人们纷纷鼓励阮玲玉勇敢地在法庭上与张达民斗争，使她增添了信心，散席后，她心情愉快地主动和唐季珊去扬子舞厅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车司机听到两人议论诉讼的事情，唐季珊责骂阮玲玉害人害己，对不起他，并争吵起来。估计回家后，他又打了阮玲玉，这就是遗书上的“今晚又打我”，直接导致了阮玲玉走上绝路。

　　在新发现的遗书中，阮玲玉斥责了张达民与唐季珊的卑鄙，称唐季珊是“玩弄女性的恶魔”，说“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这和她向黎莉莉、林楚楚坦露的心声完全一致。如果把前后两种遗书对照起来读，不难看出，新发现的遗书在文笔遣词上也更符合阮玲玉本人和自杀前的心态。正因为遗书揭露了张达民与唐季珊的丑恶嘴脸，唐季珊不得不伪造假遗书来欺骗世人。 

　　那么，《思明商学报》上刊登的阮玲玉真实遗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岁月中未得到流传呢？沈寂解释说，那是因为这份报纸印刷量很小，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连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向《思明商学报》提供阮玲玉真实遗书的梁赛珍姐妹，先是受唐季珊委托制造假遗书，后来又良心发现，才揭露了事情真相。梁赛珍姐妹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明星，阮玲玉死后，她们继续活跃在演艺界，如果《思明商学报》发表的阮玲玉遗书是有人以她们的名义伪造，那么必然会引起风波，但当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足可反证这两封遗书的真实性。 

　　前上海市文联主席吴贻弓对沈寂先生很是尊重，他曾说：“在现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同仁圈里，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手头掌握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亲历资料，也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在记忆里留存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鲜活影像了。所以，圈内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 

　　华君武：“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 

　　对于上海，沈寂是再熟悉不过了。虽然祖籍浙江奉化，但他出生在上海，生于斯长于斯。沈寂深有感触地说：“我对老上海的熟悉，就因为置身其境，亲眼目睹，其人物故事本身就显得十分生动。我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就写不出老上海的各色人物，即使写出也未必真实。”

　　时光转到九十年代。上海内部放映的香港片《反毒英雄黄金荣》，把贩毒者美化为反毒人，歪曲事实。沈寂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黄金荣在旧上海生涯的小说，获得了《新民晚报》社的支持。于是，沈寂一头钻进了《大亨》的写作中。当时沈寂居住在金陵西路一间朝西的阁楼里。大热天他伏在临窗的小桌上写作，赤膊上阵仍汗流不止，老伴不时地用毛巾浸冷水盖在他的肩上，为他擦汗降温。他如此一边写作，《新民晚报》一边连载，像接力赛一样。连载不到半月，已好评如潮，引来人们的街谈巷议。一次沈寂在赶路，就听得两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大亨》，说什么情节写得好，什么地方写错了等等，沈寂不耻下问，与他们交上朋友，还登门虚心听取意见。后来连弄堂口传呼电话间里的人也不叫他沈寂，有电话来，就亮着嗓子喊：“‘大亨’，电话来啦！” 

　　没想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读到了《大亨》，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连载大作《大亨》引人入胜。我三十年代在上海读书、做事，和一般未在上海的读者感受不同。我不认识你，猜你是个老先生，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后来，《大亨》连载完毕，准备结集出版，需要配插图，恰巧华君武途经上海，听说此事，马上推荐上海画家戴敦邦先生操刀。《大亨》初版印了十三万册，各媒体给予报道宣传及高度评价。由此开始，沈寂将写作的触角转到了老上海领域。 

　　一次，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在文化系统的专题会议上，谈到英国人写的《上海》一书翻译出版之事，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写老上海题材呢？还专门请到会的柯灵、沈寂发言，谈谈对老上海题材的看法。会后，《解放日报》领导还将他们两人留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希望沈寂能写写哈同这个人物。不久，以《大班》为题的长篇小说在《解放日报》连载。哈同是洋人在华从事房地产经营成功人士，《大班》写活了一个外国商人在中国神奇发迹的形象。 

　　沈寂的父亲当年不仅与上海大世界创始人黄楚九认识，且是朋友。所以，后来写起黄楚九的传记小说《上海大世界》来，得心应手。 

　　沈寂自此又一发不可收，他记得，解放前他写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江栋良、董天野、乐小英、米谷等配画插图，非常吸引读者。现在能否恢复这个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呢？他的想法与老搭档戴敦邦先生一拍即合，两人数度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他俩将《大亨》精心编绘成长篇连环画，作为中国连环画的代表作，参加比利时举办的首届中国连环画大展。接着，他又主编了《上海老城厢》《老上海南京路》《老上海电影明星》《三百六十行》等等十余部“老”字号的文集与大型画册。 

　　他与被誉为画坛“一只鼎”的上海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合作，为《哈哈画报》推出“百年上海滩”专栏，连续刊载了三年。两人配合默契，各展所长，完成了一项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创作。作为2013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两人合作的成果选辑《哈哈镜——贺友直沈寂画说百年》新书发布。沈老说故事，贺老以白描的画面勾勒出故事场景，以逼真和传神，为“再现老上海的历史风貌”，留下了精彩的画卷。 

　　面对如此煌煌之作，记者不由问沈寂先生，为何对民国以来的上海文化情有独钟？先生十分明晰地表示：几乎找不出另外一个城市可以像上海一样受到世人的关注。沈寂说，他的老师和挚友柯灵先生在为其三部代表作所作的序言中说出了他的心声：“在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大都会中，几乎没有比上海更色彩斑斓，更引人注目的了。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会合点，古代和现代、新和旧、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在这里风云际会，激烈碰撞，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正如美国的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