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短长书”真是个好栏目，所发文章纸短意长、见人见性，毫无头巾气。

　　去年第七期发钱理群先生一小文《想起朱光潜先生》，读后心情大快。

　　文章以读张曼菱的《北大回忆》为缘起，转述张曼菱与朱光潜的一个奇遇场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张曼菱正在未名湖畔如饥似渴地读朱光潜的著作，“晨气中过来”一位老者，见状，“不以为然地”摇头说：“这本书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你最好看英文原本。”当得知这就是朱光潜本人时，张曼菱不禁大叫：“为我北大朱先生也！”

　　由此钱理群大发感慨，认为——

　　其一，朱先生不仅说了老实话，而且也道出了那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那一代人以“原创性”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学术前提，却没有最终把自己成就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生不逢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小试锋芒之后，就遇到了战乱，接着又是连续三十年的“思想改造”，到八十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但岁月不饶人，且元气大伤，已无力构建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了，堪称“千古文章未尽才”。

　　其二，那代人无论如何，还保持着清醒，而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朱光潜先生的自省让人感佩之处，不仅在于其自知之明，更表明他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但今天，再也没有、也不会出现“朱光潜”了，因为今天的学界到处充斥的是一些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极力地吹嘘自己，却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说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也可谓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虽然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所不同的是，那一代学人是毁于时势，这一代文人失败于自我的沦落。前者可悲可敬，后者可卑可鄙。以至现在，终无大师也！

　　钱先生的感慨如醍醐灌顶，足可以让我等反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