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先生驰骋文坛多年，其妙文也拜读过多年。关于先生文章的评论已经可以编成文集了，我还能再写点什么呢？

　　他的那篇写瞿秋白的佳作《觅渡，觅渡，渡何处？》面世已２０年，镌刻在瞿秋白纪念馆石碑上，今天重读仍力透纸背，光焰炽热。他的一首诗，让我特别感动：“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在中国传统文人中，学而优则仕，做“名臣”乃至成为帝王师，则是他们的首选，在做不成“名臣”时，才去吟诗作文做“名儒”、“名士”。即便如柳永这类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目标也是要做“卿相”，而非要到烟花巷、青楼上为歌妓们写歌词。在他活着时，也绝非如现代的文人，下笔时就想着要获什么大奖，要在文学史上留名。所谓伟大的婉约派词人代表，是后人封给他的。他一生沉湎于酒色之中，是不得已也，寻欢作乐是其表，悱恻痛苦是其内。他的词才为他赢得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名声，这种名声乃无意中得之，也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成就感。那些高居庙堂的士大夫们，有几人会正眼看他呢？因此，文人的首选目标是“名臣”。这并非有什么错，成为“名臣”不仅锦衣玉食，有抱负的饱学之士，也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行动。否则，你哪来的话语权？历史上的无数案例证明，“名臣”与“名士”，常常不可兼得。如果兼得，往往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或“名臣”，或“名士”。范仲淹的经历或许能说明这一点，他先是高居庙堂，实施他的改革理念。等到改革受阻而被贬谪，于是有了那篇不朽美文《岳阳楼记》。梁衡先生有一颗文心，清醒地意识到，头上的乌纱帽，不会成为永不熄灭的光环，而著书作文方有可能成为不朽之盛事。

　　也许正是这种“兼”，形成了梁衡独特的叙事风格。用我未必恰当的表述是“高大上”。他的文字风格，“高言大句”，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有些篇什可谓字字珠玑，妙语联翩。即便写山水，写景，也一定从中悟出深刻的“道义”“哲理”来。在《读柳永》中，写柳永这样一位因仕途失意而流落青楼酒肆，为歌妓写歌词谋生的词人，梁先生也要从中挖掘出“闪光点”来。他的表述很巧妙，用了“市井”一词。他认为“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于是，柳永就不仅仅是性情柔婉、才华横溢的词人，几乎也是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典范了。这就是梁衡眼中的柳永。你未必完全认同他的评析，但你得承认，他写出了自己眼中的柳永。

　　梁衡先生“高大上”的叙事风格，来自于他明确的散文创作理念。他曾有文，鲜明地提出散文要写“大事大情大理”。作家的叙事风格，往往是由他本人的学养、气质、环境、心理等复杂因素化合而成的。写作者还是要根据自身才华，来选择最适合的题材和叙述方式。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姹紫嫣红缤纷多姿的散文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