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随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接受蔡元培的推荐，任命年过而立，毕业于北大，留学欧美的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罗家伦，是寄厚望于“他（罗家伦）完成一项任务：加速推行清华的改制，在一个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立大学”。怀有济世救国抱负的罗家伦甫一上任，即改定“国立清华大学”校名。

　　接下来，在这年9月举行的校长就职典礼上，罗家伦作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先简短地回顾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然后话锋一转，将话题切入教育，陈述了他的治校打算、学校发展方向、目前校务状况，以及师生肩负的使命。最后他说道：“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它）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我以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罗家伦作为清华校长，竟为自己站在学校华丽的礼堂上心生不安，说如果是站在学校“美丽的图书馆里”，则决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罗家伦视学校有“非积极扩充不可”的“美丽的图书馆”甚于有“华丽的礼堂”，表明他不看重清华的“面子工程”。在当时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背景下，他认定清华除了教室课堂，图书馆应该是莘莘学子又一重要的学习圣地。对此罗家伦曾经感同身受。当年他结束历时六年的欧美留学之旅，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欲往英、法等国继续求学，搜集中国近代历史档案史料，想写一部中国近百年通史。后来他前往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充分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回到国内，在执教清华前，罗家伦最大的心愿也是想回母校北大教书。无奈当时政局纷乱，他未能如愿；要求清华国学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资助他搜集档案史料一事又没有结果，最后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此时厦门大学向他发出前往任教的邀请，但罗家伦考虑到东南大学临近上海，他需要利用上海东方图书馆及亚洲文会的藏书，因此婉拒了厦门大学的邀请，图书馆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由此可见。在罗家伦心中，国立清华大学能够拥有一座“美丽的图书馆”，远比让他站立在“学校华丽的礼堂”上要安心踏实许多。罗家伦明白，自己的职责是培养和造就将来有用于国家的合格人才，而不是为少数人打造立政绩、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在民国学子的意识中，孵图书馆的目的不像今天，更多的只是为迎考“充电”，以搏个好分数。那时候的学子涉足大学图书馆，多为吸收各种精神养料，然后化为自身营养，滋润自己、充实自己、强壮自己，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服务于社会。这应该也是罗家伦所追求的教育精神。

　　在这场就职演讲中，罗家伦还提到，“要大学（办得）好，必先要师资好”。老师要有真才实学，以此影响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研究。所以罗家伦注重软件建设远胜于硬件建设。但软件建设往往不会立竿见影，甚至很长时间大多数人也难以一眼看到，但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像一些沉潜于其中的学生体会到的，于模模糊糊中，“仿佛看到一些路”。有路就有前行的方向。不知今日一些有资格或机会发表“就职演讲”的大小主政者，是否可从罗家伦当年的就职演讲中获得启示，并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站在这儿，内心可安？——当然，“这儿”已不仅指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