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张艺前两天采访了秦怡，因为她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首映。文章里有一段，说最初秦怡动笔写剧本，写了几天只写了3000多字。“我突然想，这个事情我能在活着的时候做完吗？可是，当‘不要写了’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93岁高龄拍《青海湖畔》，秦怡的辛苦可想而知，在此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翻阅本报昨天的报道。我问张艺，这部电影能赚到很多钱吗？她摇头。那么，是什么让秦怡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大概只是单纯地想拍一部电影，想讲一个多年深藏心底的故事。

　　作为文化条线上的记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文化老人，是我们珍贵的财富。一句话，一件小事，改变很多。

　　我做文学记者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上海作协的作家手稿展，当时展出了巴金的一些日记。他在一篇日记中提到了自己喜欢吃的“鳗鲞”，却将“鲞”字误写成了“饷”。日记的原文是用黑墨水写的，这个“饷”字却被巴老用蓝色墨水勾了出来，不仅在旁边重写了一个笔画很清晰的很大的“鲞”字，四周还留了一大块空白，看得出巴老对自己日记中不小心写下的这个错字是相当在意的。

　　张继青是个好脾气的老奶奶，但去年在北京演出大师版《牡丹亭》的时候，她的化妆间门关得紧紧的。一开始制作方以为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的老习惯。演出前到了后台就不说话，东西也少吃，务必保持状态。而王文娟若有演出，此前三天不出门，连电话都不接，把时间，都用来揣摩人物。生活上可以随性一点，舞台上的事，必须斤斤计较——这是王文娟的原话。

　　王文娟出过一本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曾在上海书展做了一场签售。当天，我就站在王文娟身边，看着当时86岁高龄的她是如何一笔一画地为戏迷签下了1200多个名字。出版社工作人员担心她吃不消，要她改用盖章，而不是签名，但被王文娟温和而果断地拒绝：“人家那么热的天赶来了，怎么能不给签。”

　　艺术到底是什么，这很容易回答，也很难回答。它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但是至少，我所见过的听说过的这些小事情，看得出老艺术家们的一个共同点：尊重。对自我内心的尊重、对文字的尊重、对演出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而正是这些尊重，汇聚在一起，赢回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