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大捷，陆费逵踌躇满志，自认“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他接连有了几个经营的“大手笔”，却也为日后的一场巨大危机埋下了种子。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 

　　陆费逵一向重视印刷技术，为了进一步扩充印刷力量，特别是彩印方面，又添置了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从而一举确立了中华书局在彩印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投入几乎占用了中华书局的全部资金，以致企业的日常开支要依靠银行押款和吸引社会存款来运转。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大，扩充太快，同业间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上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巨额公款，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日常资金周转。 

　　1917年5月，外间谣传纷起，称中华书局即将破产，于是社会上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形成风潮，流动资金紧缺，中华书局陷入困境。因为1917年是民国六年，故而被称为“民六危机”。 

　　中华书局以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为主，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对手，彼此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两家因宣传推广、批发折扣、同行回佣等开支也损失巨大。两家于是都有联合或合并之议。1914年协议未成，1916年中华书局又曾向商务印书馆试探，但都没有形成结果。此番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失灵行将搁浅之际，两家开始正式协商。从当年3月到5月间，几乎天天商议，后来出版的《张元济日记》充分反映了此事。商务内部意见也不一样，虽然张元济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郑孝胥等反对接手中华书局。 

　　其实中华此时的状况，用张元济的话说是“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是资金周转困难而非资不抵债。所以中华的大股东决定出面支持，向债权人疏通，说服他们从共同利益出发，不要逼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来做这个工作，自然有人买账。不久，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 

　　重整旗鼓 

　　走出危机后的中华书局重整旗鼓，由此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也推出一部部日后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中华大字典》《辞海》是中华书局编纂的两部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辞海》，是我国唯一一部综合型大型辞书，其编纂更是经百余人先后20年的努力，自1916年始，至1936年才得以开始发售上半部。《辞海》的出版得到读者欢迎，至1947年各种版本销售超过百万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四部备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掀开古籍整理的新篇章。”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告诉记者。 

　　除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是另一项巨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号称“古代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在原书几近绝迹的情况下，中华书局的这一出版行为，确实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说。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中华书局古典文献书籍的著名品牌，这种品牌效应，一直延续至今日。” 

　　“照理说中华书局是做‘古’的，但中华的‘古’是一种非常新的‘古’。是在新思维、新视野下的整理国故。”著名历史学者、北大教授李零这样评价，“中华书局是民国的产物，它以求新为目的，其出版作品反映的都是废科举以后新学崛起的情况，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虽然两家一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它们在那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启蒙的工作。”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热情地为这次新文化浪潮推波助澜。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后来主持《辞海》编辑以及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的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始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此译本。 

　　中华书局形成的良好品牌效应，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比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舒新城、金兆梓、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在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崇高的追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因为拥有一流的印刷技术，中华书局也承接了许多特殊的印刷业务，诸如为纪念《申报》50周年而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全国地图集，经各同业制出样张评选，最后由曾世英先生决定交中华书局印制。直到现在，上海中华印刷厂仍然是全国印制地图重点厂之一。除此之外，还接印了广告和烟草公司卷烟包装的印刷。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父亲从友人那里听说‘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里有陆费逵的名字，他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立即在名单公布前离开上海。”陆费铭琇回忆。1937年11月5日，陆费逵带着全家一同去了香港。此后，中华书局大批员工撤到重庆、成都，在当地设厂印刷，客观上带动了后方的印刷技术的提高。 

　　1941年7月9日上午，56岁的陆费逵在香港突然去世。“陆费逵去世后，书局的经营方针有所变化。它利用其印刷能力，承揽了大批印钞业务以及有价证券的印刷。纱布、面粉交易所成单、地方官钱局钱票、公债票，直至发展到邮票和纸币印刷。”徐俊介绍。解放初期，上海中华印刷厂也是印制人民币的工厂之一，至1950年5月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