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有机会翻寻三十年前的第一期节目单，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如今已名闻遐迩的“星广会”的开锣首演，竟是那么的“杂七杂八”——那场被称为“声乐器乐综合场”的演出，竟汇聚了上海乐团、歌剧院、民族乐团、电影乐团、音乐学院和芭蕾舞团等七家艺术团体，形式内容包罗古今中外，前后27档节目，让人难以想象当时的音乐厅后台会是怎样的拥挤和混乱不堪。

　　须知27档节目，就有27次报幕，27次上下台，加上乔榛的主持，光这些“边角料”就得消耗多少时间？何况现场直播，时间总量必须控制，明眼人掐指一算便知，表演的都是小节目。为什么隆重的“星广会”首演会拿出如此琐碎杂乱的节目单呢？若要获得答案，得回到三十年前。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动乱”结束，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音乐界也不甘落后，开始陆续推出各种演出。市民百姓踊跃加入观众队伍，社会上开始出现早期的乐迷，终日引颈企盼着剧场打出新广告。然而当时的专业音乐家虽然表面风光，其实却是囊中羞涩。他们在十年中只演样板戏，只唱革命歌，即使老艺术家在十年之前也忙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空顶着音乐家漂亮头衔多年，手头节目其实寥寥无几，要开音乐会谈何容易？

　　我还记得当时音乐家们常对国外音乐家能掌握多少“保留曲目”羡慕不已。这在现在的年轻音乐家看来，实在有些可笑。但在当时，“保留曲目”在他们心中，实在是一串遥望而不可及的酸果。于是只能一曲一曲地学，一曲一曲地啃，谁的速度快，谁就能早上台。而对音乐团体来说，它拿出的就该是一整台节目而不是一首作品。

　　我还记得黄贻钧先生曾计划上海交响乐团每两周排一套新曲目，当时被乐队演奏员认为是“发疯”。事实上当时上交能演的交响曲实在少得可怜，音乐会虽然每次都冠名以“交响”两字，其实多半以管弦乐作品为主。百年老团尚且如此，何况新中国成立后建起的其他团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团体和个人都在努力，但毕竟技艺生疏，进展缓慢。而面对风生水起的改革大潮，大家又都不甘落后，于是“星广会”一呼百应，一下子招徕了27档节目。

　　了解了当时的音乐界现状，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星广会”的首演会如此“杂七杂八”但却“盛况空前”。它反映的其实是当时国内音乐界的窘迫一面。回首三十年前，当我们在祝贺“星广会”大寿之时，自然会想到，今天国内音乐界的成熟与硕果累累，“星广会”有其一功：看来是面对大众，其实更是为音乐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演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