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这些案子就在陕西结案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陕西文艺家创作的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脍炙人口的戏剧、电影，如《游西湖》《三滴血》《赵氏孤儿》《窦娥冤》《两颗铃》等15个优秀剧目和影片，被分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作品”。它们的编剧、导演和演职人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也就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马文瑞坚决为上述戏剧作品平反，为其受株连的作者恢复名誉，这不仅在全省文艺界和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更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推动作用。 

　　“平反冤假错案，不分党内党外”。3月1日，马文瑞在统战口复查纠正“三案”汇报会上说：“统战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统战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不仅能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正本清源，而且由于统战对象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更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共同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统战系统深受鼓舞，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复查结案53人，其中爱国人士29人，干部24人，给予平反的39人，作出结论的14人。黄子祥、张镜白、胡景通、王子伟、陈唯然等知名爱国人士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错误的处理也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9年3月16日，马文瑞亲自参加“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李合邦的追悼会，为尽快解放老干部大造舆论。李合邦是马文瑞的老战友，陕西清涧县人。1928年入团，1934年入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曾任安定县委书记、绥德地委副书记、陇东地委书记。解放后，历任陕北区党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监委候补委员、西北局监察组成员，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文革”中

　　竟被强加上十条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无情迫害和摧残。1967年7月1日李合邦含冤而死。对于和自己共同为革命奋斗了近四十年的老同志李合邦的被迫害致死，马文瑞认为是党的一大损失。追悼会上，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对李合邦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那些日子，马文瑞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有过错误肃反被抓和“文革”被关押的切身经历的他，深知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和价值。他告诫自己也多次在省委常委会及有关会议上讲，这项工作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和纰漏，一定要抓紧做细。为此，他是重大案子亲审亲办，影响面大的案子必须过问。 

　　在他关注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省政协副主席刘文蔚、爱国将领孙蔚如的案子得以平反。马文瑞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平反、追悼会。他还亲自主持为原省委常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子义平反，为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等人的案子平反。在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带领下，各地市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陕西受刘少奇冤案株连的381人，全部平反昭雪，这在全省震动很大，推动了纠正“三案”政策的落实，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又是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了。夜里十点多钟，孙铭和女儿小玫已经入睡。马文瑞仍然伏案工作。他的面前堆着厚厚的案卷，那是所谓“陕西有‘彭、高、习旧势力’、‘陕西地下党黑线’和‘国民党三十八军’三条黑线”的案卷。这三个案件涉及人很多，究竟如何办理？马文瑞调来，整整看了三个晚上。的确，这几个案件特殊，上挂下连，盘根错节，人事复杂，年代也久远，调查起来，十分费劲儿。严克伦和一些同志认为可以上推给中央来办。也有些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加之有不少当事人已经去世，便想搁置不管。马文瑞看完了案卷，想先同严克伦同志私下交换一下意见。约好今晚来谈。 

　　这时门开了，通信员把严书记领进来。马文瑞起身让座。两人在客厅沙发坐下来。 

　　马文瑞直截了当说：“克伦同志，看了这些卷宗，我心情很沉重。我觉得这些案子不能再往上推了，就在陕西结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