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书、主编大系丛书之类，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密切交往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

　　1979年5月，一本《重放的鲜花》把我及与我有同样“被错划”命运的作家作品，在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汇编“重放”。这在文学界可算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1990年年末，我与一群来自祖国各地的长篇小说作家汇聚淀山湖畔，研讨创作，振奋精神，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2009年春，由我和元化先生担当总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30卷出版。此前我曾主编过第四辑的小说卷。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汇编了差不多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成果的煌煌百卷《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举推出，这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这是个很有想法，也是敢做、能做成许多大书、好书的出版社。我喜欢与这样有精神的出版社打交道，喜欢与他们的老总和编辑员工交朋友，也确实交了不少朋友。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革命前的文化成果和经验，但是我们缺少的是革命后的文化成果和经验。当前，真正缺少的是什么？现代人有更多的选择性，但是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国仍然有它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书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不能简单地说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呢，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甚至也没有人做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有没有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

　　如何在当前这个文化泛漫、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进行沙里淘金的工作，有一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参杂着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汰劣择优呢？年届六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能不能做些如此沙里淘金的工作呢？我热诚地期望着。

　　明请读《温暖的记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