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论墓志铭之“不实”，曰：“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这说得很在理。但也因此“不足以行世而传后”。如欲使墓志铭既“实”且得以传后，曾以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我欣赏曾子固对“人之行”议论的透脱，所谓“有情传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观之古今，无不皆然。而“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亦系常情。然士之所以“潜遁”，大抵因不得于时；而子孙之不能宠荣父祖，往往力不逮也。

　　《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自述其为人过于“迂阔”，“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于俗”，因此“困”矣！且不论“古”与“世”是否对立，“道”与“俗”是否矛盾，在曾，他所遵信的古道是与世俗不相容的。有识之士往往超乎世俗，从而不为世俗理解，乃至“不容于世”。而在“士”，则以此自恃，以此自傲，以此清高……固然，随波逐流，和光同尘，非有识之士所能苟同；然一意孤行，不为世俗所容，其“道”又如何推行？所以，如真有识，当内方而外圆，否则，恐怕只能随屈子而赴汨罗，然于道，于士，又有何益？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