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集近日出版。我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业余写作，60年来先后出版30多种著作。《江曾培文集》收入我大部分作品，共七卷，卷一为文艺评论，卷二为散文，卷三为出版论稿，卷四至卷七为杂文，计500余万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文集出版召开了学者专家座谈会。

　　我在座谈会最后的发言中，除对大家的鼓励表示感谢外，我说，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并没有多少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所以能多年坚持写作，值得肯定的，只是比较勤奋，勤于用脑思索。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听了一位科学家的报告，他当时还很年轻，却有不少重大发明创造。他说，他的脑筋经常装着问题，由于不停地进行思索，往往会在不经意的触发中获得解决办法，就像阿基米德在澡堂中，从洗澡水的外溢中受到启发，发现了力学中的阿基米德定律，解决了困扰他的金冠含金量的测定问题。我深受启发。当时我在晚报任记者，接触大量社会现象，也学着去思索，脑筋里常带着一些问题。这样，除写新闻报道外，也开始用杂文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由于脑筋的开动，一些本来视而不见的问题，也一一成了杂文的材料，以致经常感到有话要说，“一吐为快”，有时甚至会出现“文思泉涌”之感。

　　勤于思索的习惯，一直延绵到退休以后。退休后的自由支配时间多了，近些年成了我写作的一个高峰期。然而，时间不饶人，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去年在编选文集时，我曾想待文集出版后就搁笔，优哉游哉，安度晚年。但是，现在看来，笔却搁不下来。不写作不仅没有让我优哉游哉，反而让我内心得不到安宁。我感到，限于体力精力的衰退，可以少写一点，但不能不写。

　　基于勤于思索已成习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使在退休后，从养老养生角度来说，写作也有利于打发时间，充实生活。同时，写作促进动脑思索，可防止老年痴呆症。陈昕先生在座谈会上说，“勤于写作成为江曾培先生长寿健康的重要因素”，是说得对的。

　　哲学上有“我在故我思”和“我思故我在”之争。在我看来，二者是辩证的关系。自然是“我在”才会有“我思”，但是，也正是“我思”，才有力地表示着“我在”。就我来说，倘若不“思”，也就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