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岁那年，坐着“没有牛拉”的火车，一路颠簸到了上海。

　　上海的家坐落在偏僻的青云路，那是一个竹篱笆围起的大院子，一座木制小楼分住着两家人家，邻居是夫妇俩带着两个小孩，另一家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从此我和母亲将要和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了，记忆中父亲只是周末回来。

　　那时的爷爷好像也只六十岁的模样，得体的呢料中山装，纽扣直扣到领口，肩宽体壮，威严且有派头，我对他陌生而惧怕。

　　一天爷爷提出我的读书问题。父亲说：“她连上海话也听不懂，过半年再说吧。”没过几天，我的爷爷就开始教我识字，用粗糙的黄草纸裁成方块，两面各写着一个汉字，然后捆扎成一叠一叠的。他打开一叠，摊开一张，然后口诵，我即跟读。每天上下午一次。虽然，不像在黄河滩放羊那么有趣，但，识的字渐渐多了起来，心里也有了自豪感。

　　半年倏忽而过，一个大纸盒里，数一数，居然识字三千多，从院外邻居孩子处借来的三年级语文课本，我已能朗朗读下来。但，上海话，仍一句不会说。父亲与爷爷的结论是：这孩子太笨，学不会了。我和我的母亲心里都不服，半年来，整天圈在这个大院里，接触的唯一一家邻居还是济南人，山东话是我们共同的交际语言，上海话自然是不会说喽。

　　爷爷和父亲决定春节后就送我去插班上学，读几年级好呢？都十岁了，坐在一年级里已经不像话，按照我识的字数，读三四年级也能读得下来，然而我没学过算术……这个问题很让我的长辈发了阵子愁。

　　眼看开学在即，忽然有一天，济南的邻居给借来了一本三年级上的算术书来，两天里，爷爷教，我学算，到底那时学到什么程度，现在完全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爷爷陪我去芷江庙路小学考的三年级插班生。几天后有了好消息：录取了！说是语文很好，算术差点。

　　我背上母亲为我缝制的碎花布书包，两只小辫上扎了粉色的蝴蝶结，高高兴兴地随爷爷进了芷江庙路小学。这小学还真在庙里，几间教室在前面，后殿里就供着高大威严的神佛，点着永不熄灭的香火。常常是，前面的朗朗书声与后面的木鱼敲击和经文诵读一起唱和，飘渺而现实。我在庙里读书，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好景，难道总是不长？

　　没多久，我对来庙里读书就怕了起来。倒不是后殿的神像令我生畏，也不是和尚梦呓般的诵经令我心烦。唉，谁让我不会说上海话呢？我的一口山东腔，乐坏了同学的笑神经。你听吧，他们合唱的是，小山东，吃麦冻，一懂也不懂。更有甚者，我走到哪里，他们尾随到哪里跟着唱：小山东，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唱的是什么，我丝毫不懂，但我知道这是讥讽，这是侮辱，于是我会突然趁他们不备反追过来，企图抓住几个解我的愤怒之情。这时小小的庙里就是我们追逐厮杀的战场，败下阵来的总是我，被老师留下训斥的也总是我。因为他看见的是我拼死追打同学的身影，而不是那么多人同声齐唱的气人歌谣。我的来自于乡野的不驯服的眼神可能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到了学期结束，他不忘给我写下这样的评语：与同学不团结，喜吵架。

　　当这评语在家再次遭致父亲的呵斥时，我的眼中蓄满了委屈的泪，我的心里充满了后悔，我不该任由我的母亲卖掉我亲爱的小羊，我不该离开柳园那群事事让着我的小伙伴，我不该离开最疼我的盲眼外婆，我更不该糊里糊涂地来到这只讲蛮子话的鬼地方。

　　说来也怪，在同学“小山东吃麦冻“的追唱里，我四年级一个学年下来，不觉间，说的竟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同学惊异，我自己何尝不惊异呢？渐渐地，我的身后不再有人追唱，反倒有了好几个勾肩搭背的好朋友。

　　“小山东吃麦冻“的歌谣成了我上海求学的第一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