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是个奇异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没有媒体宣传个人，就连出版物也难得署上真名，多半以“集体创作”而一言蔽之。然而有一个奇人的名声却“超导”一般不胫而走，以致东西南北无远弗届，靠的只是若干张别人翻拍、无意中翻印并自发传播的绘画照片。

　　那年，江西插队的陈丹青也觅到了几张边角卷拢的类似的传播物，多年以后他在文章中追忆道：“我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乃至新疆、西藏的青年画家那里意外发现葆元模糊不堪的素描黑白照片，那些照片显然被几度翻印，传看再三、临摹再三。当我北上就学，中央美院复出任教的林岗、靳尚谊与朱乃正等老师都曾向我说起葆元兄。如今堆在书店里的素描范本也叫做素描吗？为什么就没有上海美专年代师生的素描集？为什么没有一本个人素描集，作者名叫夏葆元？！”

　　笔者当年离开上海小乾坤走出国门，会晤到来自国中许多省市的各路画家同道，他们都急于向我打听上海的夏葆元为何方神圣，并且毫不隐晦曾经临摹过上文提到的那些照片上的模糊图像，还承认受到了得益匪浅的启蒙，包括那些自视甚高者都毫不隐晦地加以承认。日后我与葆元从相识到相知，原来他却是一个事事低调的谦谦君子；他敬畏艺术，因此对于同行中凡优胜者从不吝啬地报以他的喝彩！

　　然而众所不知的是，葆元有长达数十年处于艺术生涯的逆境。首先是他毕业后被分配入市手工业局下属的某单位，此地绘画被视为“不务正业”。1972年他的黄河组画之三《黄河忿》受到批判，之后其处境则更为艰难！好几次利用业余完成的创作小稿，还未挨上评审就被“就地正法”了！一切迹象显示，他被当年的“美术界”打入了“另册”。葆元虽一时气馁，但不久便转向利用素描写生展开对于生活中“直见性命”的小人物的研究，从而与时尚的“红光亮”式的英雄人物分道扬镳；不料打开了另一扇门户，形成了那个年代更为健康的一种另类风尚；由此对70年代以降的上海乃至全国产生了导向作用的影响。

　　1985年夏葆元在蹉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20年之后终于进入了上海油画雕塑院，时年四十又一。油雕院的领导和学术部门在薪火相传的名义之下举办了这位绘画名师从1965－1988年的作品回顾展，引发了对那个年代波澜迭起的缅怀和共鸣。

　　在油雕院工作三年后的1988年夏葆元远赴美国。我愿记录葆元在初到纽约时一个感人的片段，以结束此文：初来乍到，葆元随一众画家在时报广场，为游客画像，以赚取第一年的学费。那天，有一位少女款款走来、径自停留在葆元的摊位前落座，并指明要作一幅色粉笔的肖像。待肖像甫告完工，就直接被来人带去早在8年前到纽约的陈逸飞在SOHO的工作室；据那天在场的一个同行陈述：“逸飞对着图画端详良久，眼眶随之湿润起来——逸飞尊才，不见同行相妒的惯例，是英雄识英雄啊！”那个在场的助手如是加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