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口伐？看得出口伐？”

　　伴随着这句问声，记忆里的场景再次浮现。

　　那是爸爸伏在厨房的水斗上，踮着脚，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正极力伸出手去调整装在窗外的电视天线。

　　而年幼的我坐在电视机前，脸凑得离屏幕不能更近。对着满屏幕的雪花，正努力辨认着其中图像。影影幢幢中，是简爱正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她一生的挚爱。

　　“谁在那儿？”失明的罗切斯特侧着脸问。

　　我对着厨房里的爸爸喊：“不要动哦不要动哦，看得出了，看得出了。”爸爸便真的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等待我看完这经典的最后一幕。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里刚刚有电视机的那个暑假。由于当时普遍信号不佳，家家都用易拉罐自制了天线架在窗外。每当屏幕陷入混沌，剧情又在胶着之际，总得有人奔到窗前去触碰天线才能让余下家人看清图像。

　　这是上海快要脱胎换骨的前夕，每天生活里都会冒出新的事物：家用电视、冰箱、易拉罐、大哥大……而在所有新鲜的事物里，有一扇窗通往更新鲜的世界，那就是译制片。

　　李梓、邱岳峰、毕克，他们所传递的声音不仅升华了剧情，更通过无数个小小的荧屏，与这一代上海人的生活长在了一起。

　　原来声音，仅仅声音本身就可以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感到隐藏心底的欲望被人轻轻撩动而颤抖。

　　如今回想，那些黄梅天、台风天不能出门的日子里。全家早早买了《每周广播电视报》，用红笔划出了要看的译制片的名字。坐在电视机前的两代上海人：经历十年动乱上山下乡刚回到上海安定下的父母辈，与即将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冲击和信息冲击的我辈。两种人生轨迹将走向不同向度之前，这些同看译制片的时候，是最亲密无间的日子。

　　那时候，出国留洋还是极少数人的奢望，进单位领薪还是大部分人的指望，做吃货喊着减肥的潮流还远未到来，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依旧是上海人常被外省嘲笑的共性。什么都没有又将要什么都拥有的这个城市里，充满了躁动、充满了向往。而在那无数“向往”的尖尖头上，译制片里所营造的世界是个范本。

　　母亲按照译制片里的女星着装裁剪衣物，父亲根据译制片改编自的文学名著买了书籍，我在雪花和雪花的间隙，屏息凝神地完成了情感的启蒙：“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当日后识字，第一次看完《简爱》的插图普及本；当在大学里选修英语，为一本《简爱》而去比较版本；当多年以后初次踏上英国的土地，舍弃景点观光而特意找到哈沃思镇——因为这里是勃朗特姐妹的故乡。走了那么长的路，从童年的电视机前一直走到这里，坐在夏洛蒂1855年举行结婚仪式的小教堂里，那一刻耳畔一遍又一遍响起的，是李梓的声音。

　　“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