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母亲给自己壮胆鼓劲儿：不怕，有什么可怕的，监狱那么恐怖的地方都闯过来了，死都没怕过，还能怕狐兔猫头鹰？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一定要亲眼看到水落石出那一天！

　　再说父亲久久不见母亲的面，便向医护人员大发脾气，后来院方把这个情况反映到中办，报告了爷爷，爷爷听了也挺恼火。具体说了些什么，母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确，爷爷同意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安排。在爷爷的关心下，父亲出院后也来到了西山脚下，夫妻俩依然按照周办和叶办的嘱咐，尽量减少外出。

　　8月底的一天，母亲终于得到了有关外婆的消息。自母女在董秋斯家分手后，外婆带着少林姨妈又先后辗转于好几个老朋友家躲避风头。大概是爷爷终于收到了母亲的信，明确指示予以保护，造反派也大为收敛，外婆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南池子，艰难地和少林姨妈一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外婆从1958年下半年调整到中组部分管干部以后，工作大胆，生活低调，从没有与领导或者下属发生过矛盾，受到了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尊重和青年人的爱戴。眼下，中组部也受到了冲击，但“文革”小组也不敢在明面上与爷爷的意见对着干，所以外婆还能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在中组部参加“斗私批修”运动，但同时“文革”小组某些成员继续捏造罪名陷害外婆，因此外婆又继续被列入“马明方新疆叛徒案”，接受“文革”小组一次又一次的审查。

　　外婆心里最明白，所谓的新疆叛徒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矛头其实是指向周恩来的。因为当时周恩来受中央指示，直接负责与国民党及张治中将军长期谈判，才成功营救了一百三十多人回到延安。外婆从进入“牛棚”的那一天起，就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把专案组勒令写的一份又一份坦白书写成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红色回忆录。当然，她这样对着干，肯定过不了关，只能给自己再戴上一顶顶“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的帽子，只能招来罚站、罚跪、干重体力活的报复。最危险的一次，是“文革”小组给外婆作了个“十六字”决定，即“大会斗争，开除党籍，押送出京，就地处理”，差一点被拉出北京枪毙，幸亏周总理和叶剑英等同志得知消息后阻止了他们。后来，为了从外婆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还惨无人道地让外婆坐水牢。许多年后，外婆指着她的残腿对我说：“孩子，外婆的腿为什么残了，就是当年在水牢里泡坏的！”正是由于当年那种非人的折磨，到晚年时外婆只好与轮椅相伴，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1967年春，专案组丧心病狂地将外婆投进了秦城监狱。在思齐姨妈的奔走努力下，我母亲和少林姨妈终于获准到秦城监狱探望外婆。那一年，外婆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此后，监狱通知一周可以有两次探监的机会，所以，姐妹三人轮流承担着看望外婆的责任。去看外婆时，姐妹们尽量做些好吃的，给包子搅些肉馅，煮些鸡蛋，买点面包，有时还在食物里悄悄夹个条子交流信息。有了女儿们不时地送来食物，外婆就基本上不吃监狱的饭菜了。

　　春天又降临西山了。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荒无人烟的董四墓的野草也随风狂长，而一步之遥的军事科学院也不是世外桃源，派系斗争相当激烈。母亲思量着，自己和岸青整天围着这个小院子消磨时光，倒不如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于是两人一合计，托人从军事科学院找到一些旧报纸和书籍，读书看报之余，扛起铁锹和镐锄，向门前那些恼人的荒草和野坟开战。几个月下来平整出了一块土地，又设法找来菜籽儿、花籽儿和向日葵种子等，准备朝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迈进……

　　西山的夜晚悄无声息，偶尔一声猫头鹰尖厉的啼叫划破了夜空。没有工作，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也就等于没有了白天与黑夜之分。童年的铁窗生活、少年的马背生涯、学生时代的幸福时光、岸英哥哥的身影和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一切的一切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母亲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浮现。她真的弄不明白在爷爷的周围到底是哪些人在兴风作浪、为害人间……

　　明起连载《爱：外婆和我》